第37部分(第3/4 页)

张居正就按照惯例接连上疏，表示要回乡守制。但是，奏本里却另有文章。他说：“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非常理所能拘也。”然后又说自己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皇恩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

这等于就是在暗示皇上，我可以为你做超越常规的事。《明神宗实录》的作者在记录这件事时，也忍不住议论了一句；“观此，而夺情之本谋尽露矣！”

此后，万历皇帝与张居正又演出了三留三让的俗套戏，张居正便不再坚持要回乡，而于十月十三日提出了“在官守制”的折衷方案。

皇帝让司礼监的太监魏朝随张居正的儿子回江陵奔丧，张居正提出，过了“七七”之后，自己不随朝议事，不参加朝廷庆典，只赴阁办公，并且不穿红色官服。

张居正为表示孝心，还提出守制期间，不领工资。万历就特批每月由有关衙门给张家送油盐柴米聊补困境。最荒唐的是，还让光禄寺每天送去酒饭一桌（也不怕麻烦）。算下来比领工资还合算了。

君臣两个自以为戏演得差不多了，于祖制、于舆论，都可以有了交代。

但他们全想不到，这把戏怎能瞒得过人？

反对夺情的官员立刻发起攻击，且来势凶猛，这是万历和张居正事前绝想不到的。

次第上阵抡开了大斧的，有四个：翰林院的编修吴中行和检讨赵用贤，刑部的员外郎艾穆和主事沈思孝。翰林院的这两位，恰又是张居正的门生。

十月十八日，也就是张居正提出“在官守制”的五天后，吴中行首先向老师发难。他的奏疏写得相当煽情，从人伦大义上对张居正施压。他说：元辅昼夜为公操劳，父子相别十九年。这期间，儿子的身体由壮而强，由强变衰，父亲由衰成头白，由头白成苍老，音容相隔开。现在父亲逝于千里之外，却不得临穴一哭，情何以堪！

他又巧妙地把“夺情”置于舆论的拷问之下，暗示这里面君臣之间恐怕是有交易。他说：皇上之必须要留，和元辅之不能走，原因在哪里，只有通神的人才能知道了，那是不能告诉庸俗人等的。但是市井匹夫，说什么的都有，怎么想的也都有，你怎么能让这里面的重要意义家喻户晓，从而让大家闭嘴呢？

吴中行很坦然，把奏疏递上后，又把副本给了张居正一份，表示此举是出以公心。

张居正看了题目，不禁愕然，问：“奏本送进去了吗？”

吴中行说：“不送进去，我是不能跟您说的。”

次日，赵用贤上疏，用语极其刁钻，说首辅既然能为君臣之义效忠数年，所以就不能为父子之情少尽责任义务一天。陛下之所以不允许首辅回乡守孝，难道是想让四海人心都效仿他的行为吗？

这两人，都建议张居正赶快丁忧，过段时间再由皇上开恩召回，此为上策。

如果说，两位门生还留了一些情面，那么第三天（二十日），艾穆和沈思孝联名上疏，则完全撕破了脸皮。他们意在逼迫张居正交出权力，彻底下台。他们说：张居正若留下，那就是厚颜就列，遇到国家大典，是参加还是不参加？不参加吧，于君臣大义不合；参加吧，于父子至情不合。到那时不知陛下何以处居正，而居正又何以自处？陛下要留张居正，动不动就说为了社稷，那么社稷所重，莫过于纲常。元辅大人乃纲常之表，纲常不顾，安能顾社稷！

他们还公开指责张居正夺情违反道德，“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说他擅权无异于“宰相天子”；说他行为有类商鞅和王安石，道德和才学却远不如，说他是“愎谏误国，媚阉欺君”……

吴中行等人的奏疏虽然上去，但其实是压在了冯保手里，他留中几日未发，让张居正先拟旨批驳。

张居正完全料不到，在他当政五年后，居然朝中有人对他如此切齿，看完奏疏后，火冒三丈！随后与冯保商议，如若姑息，则后果难料，必须以严厉手段压下这个势头。

最后决定，对他们几个人的处置，是要廷杖和充军。

风声传出，各路官员大惊，纷纷展开援救。礼部尚书马自强知道事情要闹大了，忧心忡忡，亲自出面为吴中行等人疏通。

张居正此时已经铁了心，面对老马的喋喋不休，他起先良久不语，忽而对老马跪下，以一手捻须，高声恳求：“公饶我！公饶我！”

首辅失态若此，老马心知事已不可为。于是仰天长叹一声，走了。

翰林院掌院学士（院长）王锡爵，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