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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死了，因为心先死了！”

陈瓒果然不久后病殁，因为这件事情后来遭人议论，在史册上留下污名（《万历野获编》）。

万历一开始只是例行公事，下诏表示了慰问，并未提及“保留”。

张居正此时心态非常复杂，如果夺情，与他一贯提倡的坚守祖制不符。如果去职，一切改革事宜，都还在开辟阶段，反对势力之大，不可小看。离职三年，将会发生什么，实难以预测。几天里，他只是在错愕不定中度过。

到了十月上旬，万历才醒悟过来，他哪里离得开张先生？于是公开表态支持夺情，宣谕吏部，准张居正过了“七七”丧期之后，便照旧入阁办事。同时又赐张居正办丧事的香烛等用品数以百计。

张居正这一方的人，更是高度关注事态发展。首先冯保就不愿意这位最大的政治同盟者离开。在闻讣之后，马上就和张居正进行过密谋。

夺情倡议一起，冯保立作呼应。二更天时，诸臣的“保留”疏从宫门递进，天不亮居然挽留特旨就从宫中传出来了，不可谓不快！

据说，司礼监随堂太监将皇上给的礼品专程送到张府，并将冯公公的密嘱附耳告诉张居正。一天里，小太监来传话的络绎不绝。

张居正在丧中，因惊悸悲伤卧倒在床，勉强起来叩谢，说：“我的脑袋全赖冯公公才能保住了！”（《定陵注略》）

张居正的亲信、户部侍郎李幼滋最先意识到问题的举足轻重，索性捅开窗户纸，建议张居正夺情以保住权力。

冯保当然是不遗余力，在太后和万历、以及有关的朝臣那儿分头做了工作。

张居正作为当事人，也是“恐一旦去，他人且谋己”。而且几天来已有令人不安的迹象。按照旧例，在内阁办公室，首辅去职三天后，次辅就搬到原来首辅的位子去坐，并接受同僚与下属穿红衣拜见。吕调阳是次辅，此次虽然没有迁座位，但坦然接受僚属拜见。

张居正知道了，有气，说：“我还在，他就一点也不顾忌。假使我一旦出了春明门，还能让我再回来么？”他这里说的是一个典故。唐朝京城长安的正门（东门）名为春明门，于是后人就以“春明”作为京城的别称，北京成为国都后，也是被称为“春明”的。

看来，走还是留，张居正要有一个态度了。

当时朝中诸臣，以对“夺情”的态度，分为两大派。时人评价道，卑劣者附合，高尚者抨击。

即使在张居正的营垒里，也有不少人建议张居正还是顺应舆论丁忧为好。张居正的门客、贡生宋尧愈、蓟镇总兵戚继光、原大理寺卿陆光祖等，都劝张居正回乡。戚继光甚至提出可以让徐阶回来干一段，反正徐老年纪大了，不可能久居其位，三年后把权还回来就是了。

这些人，可说都是张居正的至交，劝他回乡，或者因正统观念较重，或是权衡过其中利弊，而并非关键时刻对张有了离心倾向。尤其宋尧愈看得透彻，他认为：即使走了以后万一出现不测，诽谤之风大起，有两宫太后、皇帝和老臣联手压制，还不至于有大问题。又何必占据要津、手拿利器来防民之口呢？走有风险，留也有风险，但留下来的祸患要大得多。

李幼滋则坚决反对这种看法，斥之为“宋儒头巾迂论”，他以为人一走，形势如何变化，根本就无法掌控了。眼下百事待举，执宰岂可一走了之？

张居正此时进退两难，与冯保商量了之后，认为还是夺情最为稳妥，于是才有了前面的一场场戏。

最富于戏剧性命运的人物，当属吏部尚书张瀚。他是由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平时唯张居正马首是瞻。朝议对他这一点极为不满。但这次，事涉孔孟之道，他不知为何突然坚持起原则来，不肯出面挽留张居正，以此带动了吏部一大批官员联合起来反夺情。

冯保传出中旨（皇帝直接下诏），要张瀚带头倡议夺情。张居正在请归的同时，也跟张瀚吹风，让他赞同皇帝的挽留。张瀚故作不解，说：“元辅奔丧，那是应给予特殊恩典的，但这是礼部的事，与吏部何干？”张居正几次派出说客晓以利害，他就是不为所动。居正大不悦，于是拟旨切责张瀚，说张瀚是“奉谕不复，无人臣礼”。当时，廷臣们个个惊恐，都纷纷附和“保留”之议。张瀚拊膺叹息道：“三纲沦矣！”

张居正益怒，指使言官弹劾这个叛徒。

结果十月十一日，突然有诏，勒令张瀚致仕，吏部全体官员罚俸半年。

举朝为之震动！

为了对舆论有个交代，从九月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