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3/4 页)

的编户齐民。孙策“屠戮英豪”也无济于事，最后形成了大族共治（实为分赃）的体制。落后地区、浅化民族对于儒家原则和传统的坚持超过了其发源地，这是他们被汉化后的一种特殊现象。

西高穴大墓中“魏武王”三个字是正方确认墓主人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证据，笔者并不怀疑石牌的真实性，但正因为这个东西和“常所用”连在一起，曹操是西高穴2号大墓的主人的可能性才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笔者认为这三个字所指的人就是曹操，可以排除许多网友猜测的其它诸多既与魏又与武有关联的人。但可以确认的只是该墓与曹操相关，在这一点上，赵超先生在公众考古论坛上也是如是说的，曹操为该墓主人只是可能之一，离确认还有很远的距离。“魏武王”三个字，联系当时的礼制、称谓、语境诸方面考究都是十分奇怪的。考虑到与这三个字相关的其它因素是首次出现或极少出现，因而自当审慎对待，例如以这种方式标署的石材质铭牌是中国考古学第一次发现，它的性质是什么？标署“魏武王”的时间，正方认为天经地义是在下葬之时，或者认为其极限值只能扩大到曹丕称帝之前。反方则认为疑点重重。种种的争论已见前文，此处不再多说。

问题在“魏武王”和“常所用”连在一起就大有问题，笔者喜欢乱翻群书，也是首次见到此类方式。据考古学界两个大腕朋友说确实是首次发现。既然如此，在解释上自然要慎之又慎。说这些物品与曹操相关应该没有问题，但将此等同于墓主人就欠妥。首先，以谥号入墓葬，据专家先前在网上所言目前这是第一次发现，后有朋友告知说印象中网上又有人说北朝后期有一例，笔者认为后的也太远了，没啥证据力。《后汉书？礼仪志》明确神主“不书谥”，这是与祭祀礼仪相关的制度，这表明在墓葬中也应该如此遵照执行，用谥号的可能并不大。其次，将亡者生前所用东西、所喜欢的东西入葬，从原始社会到现在都很常见，诚可谓自古而然，由来已久，没有任何奇怪的地方。问题在于，古人相信死后有灵魂存在，无论死的人还是办丧事的子辈，对于其生前或父辈所常用的东西都是熟知的，是不言而喻的，用不着特意标署，这也是迄今尚未发现标署墓主人常用东西的原因，不管是以那种形式的材质都没有，而现在以刻铭石牌的形式来特意标署更是非常奇怪。为什么说呢？曹操之陵是他本人下令修建，在他死后永远的封闭空间里、自己灵魂的居所中，是他本人怕死以后不知道自己生前有哪些东西常用？还是其子辈往其父亲永远的、单独的空间里送东西却怕他那英明睿智的老爹会一时糊涂不知道哪些东西是谁的而特意标署出来？这种情况就好比他在自己家里不知道哪些东西是自己常用，拿笔写上某某常所用格虎大刀，或其儿子为其写上家父常用之石枕是一个道理。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家居和坟墓是两个对立的世界。而对古人则不然，两个地方都是家，是连续的，一个是生前的居所，一个是死后灵魂永久的居所也可叫做家，打个比方说，是由生前的家搬到死后的家，为了搬家，专门刻一种牌，这岂非咄咄怪事？做这种事，缺乏起码的、人类心理的动力。俗语说六个指头挠痒多那一道，就是说多此一举、毫无必要办的事。如果真有人那么做了，不被人们视为精神有毛病那才叫奇怪呢？那就不是六指挠痒的问题了，而是第七指第八指挠痒。曹操一死，跟随其20多年的嫡系部队在洛阳鸣鼓而去，天下震动，朝野危惧，曹丕哪来时间在这些琐碎事上耽误功夫。

为什么不说是曹操墓（4）

从画像石的内容和主题看，上层的题榜（或叫题记）“首阳山”当与曹丕首阳陵所在的首阳山有关，这将其年代推至曹丕死后。其中另外的题榜“侍郎”官职透露出重要的历史信息，从王国属官的侍郎一官看，该职首次成为王国之官是在曹丕定王的礼仪和制度之时，其最早年代只能上推至黄初三年。而东汉王国官署并没有这个官。这些在《通典》中关于王国官署部分是很清楚的，也是十分明确的，这也是断代的一个依据。从确认“七女复仇”的主题看，更与曹操的身份、经历和晚年心境大相径庭。再从发布信息有“文王十子”（位置不详）看，分明写着一个“曹”字，“宋王车”出典不详，但表明墓主人与宋地相关则应无异义，契合曹氏家族之地域。上文指出：曹魏皇室是历史上罕见的另类家族，曹髦就是典型例子，以卵击石以身殉职。七女复仇的主题和意义只有放在曹魏灭亡之后才能得到恰如其分地解释，曹奂在临终前表达曹氏家族就是男性死绝毬了，剩下女子也要复仇的意愿。从画面设计看，较东汉时的典型场面已经大为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