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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来,我惭愧得不想承认,但我当初竟然差点沈沦到要把竖笛卖掉的地步。更糟的是有天甚至还拿到乐器行去估价。知道它卖的钱不够一个月房租时,我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却是阻止我做出丑事的惟一理由。随着时间过去,我慢慢明白自己差点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孽。竖笛是我跟维克托舅舅间最后的联系,正因为那是最后的联系,正因为再也没有舅舅的蛛丝马迹,于是他灵魂的全副力量都包含在竖笛里面。无论什么时候看着它,我都能感受到那股力量在我体内。那是一种凭借,一片支撑我漂浮水面的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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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宫 1(16)
去过乐器行几天后发生了一场小灾难,差点害死我。在准备把两颗蛋放进水里煮时,蛋从指间滑落破在地上。那是仅存的两颗蛋,我忍不住觉得这是我有生以来碰到最残忍最恐怖的事。两颗蛋狠狠地摔在地板上。记得在它们缓缓流过地面的时候,我惊恐地杵在原地。像太阳一样的半透明蛋黄嵌入碎片,突然之间到处糊成一片,软软一摊黏液夹杂着蛋壳碎片轻轻地颤动。有个蛋黄奇迹似地幸免于难,但弯腰去舀的时候,它却从汤匙上滑落破散。我觉得好像有颗星星在爆炸,彷佛有颗大太阳刚死寂。黄的散在白的上面,然后开始打旋,变成一团巨大的星云,一团碎片组成的宇宙气体。我再也受不了──这威力无法估计的最后一击。这事发生时,我真的坐在地上大哭。
我努力收拾情绪,出门到“月宫”去大吃一顿。一点帮助也没有。自怜自艾让步给奢侈浪费,而我憎恨自己竟然败给这种冲动。为了加深自己的厌恶,我先从蛋花汤开始喝起,心里无法抗拒这个双关语的固执邪恶。然后点了煎饺、一盘香辣明虾跟一瓶中国啤酒。然而,这顿饭对我的好处完全被我思想中的毒素给否定。我差点被米噎死。我告诉自己,这不是晚饭而是最后一餐,这是他们在将死刑犯拖上绞架前所提供的食物。我强迫自己咀嚼、吞进喉咙,记起罗利爵士寄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有这么一句话:我的头颅已经破裂。没什么比这句话形容得更贴切。想到罗利爵士的脑袋,被妻子保存在玻璃瓶中。想到西哈诺的脑袋,被落下的石头给砸碎。然后想像自己的脑袋裂开来,像掉在我房间地板上的蛋一样到处飞溅。
我给服务生一大笔小费,然后走回住的那栋大楼。进入大厅时,按照惯例检查信箱,发现里头有东西。除了迁移通知外,这是我那个月的第一封信。有那么一刻,我幻想那是某个不知名的好心人士寄来的支票,但检查后才发现那不过是另一种通知单而已。九月十六号得去军中报到进行体检。想想当时我的处境,我接受这个消息的态度算是十分镇静。反正那时候石头从哪掉下来都无所谓了。纽约或印度###,我跟自己说,最后下场都一样。连哥伦布都可以把美国跟古中国搞混,我又该跟谁去啰唆挑剔什么地理位置呢?我回到自己房间,把通知信塞到维克托舅舅的竖笛盒里面去。不到几分钟,我已经把这事忘得一乾二净。
我听见有人在敲门,但我判定不值得浪费体力去看是谁。我正在思考,不想被干扰。几个小时后,又有人来敲门。这次的敲门声跟第一次的很不一样,应该不是同一个人。这次是粗鲁野蛮的重击,愤怒的拳头震得铰链喀喀作响,前一个却很慎重,几乎像是试探:用一个指节轻轻叩门,在木头上敲出模糊而亲密的讯息。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在心中推敲这些不同的地方,衡量如此简单的声音竟蕴藏着丰富的人类信息。我想,要是两次敲门的人是同一个,那么前后的差异反映出敲门者极大的挫败感,而我实在想不出有谁会这么急着想见我。这表示原先的推论才是正确的。有两个人。一个出于善意,另一个不是。一个或许是女人,另一个不是。我不停地想着这件事,直到夜幕低垂。一意识到周遭的黑暗,我马上点起一根蜡烛,然后继续想着直到入睡。然而,那时我一直没想到要追究敲门的是谁,最重要的是我从来也没有试着了解自己不想知道的原因。
次日早晨又有人在搥门。我那时已经够清醒,知道那不是在做梦。我听见走廊上传来钥匙哗啷乱响的声音──一个巨大的隆隆雷声在我脑袋里头炸开。我睁开眼睛,就在那时一把钥匙插进了门锁。门把在动,门被打开,接着大楼管理员赛门·斐南狄兹走了进来。他脸上留了两天没刮的胡子,身上套着从夏天开始穿的卡其裤跟T恤──现在已经被煤烟跟几十顿的午餐渍弄得一身斑斑点点。他直直地看进我的眼里却假装没见到我。打从圣诞节付不出年节礼金(书籍所支付的另一项费用)开始,斐南狄兹就变得很有敌意。不再打招呼、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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