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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算是我们把人家给告下了,不管怎样,我们这个公司日后就别再有好日子过了。我们不能说,真的是不能说呀……”
郭中姚说到这儿时,再次止不住地哽咽起来。李高成则有些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有意识的在卖关子、设埋伏,想糊弄他呢,还是真的有难言之隐?如果真有难言之隐,那想必肯定就是一些要害部门了。比如像计划委员会、比如像经济委员会、比如像工商、税务机关,比如像财政局,比如像工业局,比如像银行。这几年在企业界这种情况也太多了,这种心态也太普遍了。说是工厂公司拥有的权利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工厂公司也越来越能独立自主了,其实他们面对的婆婆主于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让他们感到害怕了。官小庙门大,池浅王八多。哪个庙门也不好进,哪个也想在你身上找块肉吃。而你哪个也惹不起,得罪不得。一旦触犯了人家,真能让你死不得、活不得,让你一天也别想有好日子过。
这时候,分管供销的副总经理冯敏杰好像有些止不住地说道:
“李市长,这件事就让我来汇报吧,这件事是我直接经手的,情况我最了解,问题我也最清楚,我想我还是有发言权的。”
李高成沉默良久,也就同意了,但不知为什么,他对冯敏杰那种急切的心态感到有些不快。你急什么呢?总经理正在汇报,一个问题还没有谈完,你就急急忙忙地插了进来,还怕没有你汇报的时间,你慌什么?
冯敏杰一说起来,李高成那种不快的心情就渐渐不存在了。冯敏杰的口才依然像过去那样好,思维也依然像过去那样敏捷。卓越的攻关能力是冯敏杰的专长和强项,这是当年他起用冯敏杰的最关键的一个原因。不论在任何时候,也不论是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都能侃侃而谈、应对如流,而且该长则长,该短则短。需要打动你时,他能口若悬河、高谈雄辩;需要说服你时,又常常会片言折狱,一言九鼎。那些年,在厂里产品大量积压的最困难的日子里,冯敏杰的攻关能力,为厂里立下了别人难以替代的汗马功劳。那时候,不管有多少忧虑和烦恼,只要一听到冯敏杰那略带沙哑的嗓音,他的心情就会感到快慰和欣喜,就会给他带来自信和鼓舞。如今,这如此熟悉的嗓音和话语,似乎又一下子让他回到了过去的日子里,他们之间的距离好像一下子就拉近了。
冯敏杰说得又清楚又简明扼要又有说服力,而且好像只要他一说起来,那种慌乱和不安就全然不复存在了。冯敏杰首先说他的话只代表他个人,并不代表组织。他说1995年厂里买棉花的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他一个人承办的,如果说有责任的话,那责任全在他一人身上,跟厂长并无任何直接关系。冯敏杰说1995年国家的贷款是4月份就研究决定了的,贷款的手续在6月份就全部办妥。但真正等贷款全部到位,却已经拖到了11月下旬。厂里为了这些贷款能早日划到厂里,整整跑了将近七个月的时间。而我们同棉花销售方的合同,是在7月份就已拟定了的,当时只要有300万的预付款,这份合同就可以签订生效,就会具有法律的保证。但当时公司里真的是拿不出这笔钱来,工人们发不了工资,公司里连电费、水费也交不起。而国家从4月份就决定贷给我们的5000万人民币,我们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也无法从中先提出这300万作为预付款把这份要命的合同签定。时间就是金钱,这份合同就是公司的命呀。合同再好,双方没有签字,那也只能是一堆废纸。按说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在别人眼里,从哪儿弄不出300万来。但事实就是这么残酷,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就是无法能弄到这300万。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愿意借给我们这300万。一个外债达几个亿的企业,谁愿意把300万往这个黑窟窿里扔。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等着国家的这笔贷款,我们也只能上上下下地去跑,只能四处奔波游说。7月份的合同,我们拟定的一、二、三级棉花的平均价格是14000元一吨,等到了8月下旬时,就一下子涨到了16500元一吨。到了9月份时,便再次涨到了18000元一吨,到了10月份时,竟涨到了将近19000元一吨。等11月份我们得到贷款时,即便是四级、五级、六级棉花的价格,也都超过了18000元一吨。贷款退给了我们7个月,却让我们损失了800多万!而且11月下旬,已经到了隆冬季节,这又让我们到哪里去买棉花呀!我们几十个采购员,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产棉区,最后才算在江西的一个县份的棉麻公司里,买回了公司里望眼欲穿的2000吨棉花。
冯敏杰有些痛惜万分地说:“这个县份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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