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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想起前一天看的电视节目，有一个媒体讨论着：“美国政府现在拿钱收购金融机构股权与中国政府注资国有银行有什么区别？”我笑着问林毅夫：“大家有什么看法呢？”林毅夫说：“美国政府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这些大公司的背后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影响到了国计民生。”凯文补充说，他认为中国政府注资行为比美国政府要聪明，起码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

“现在什么都麻烦得要命，收购本身反倒成了最快捷的事情。”我告诉林毅夫和凯文，昨日在纽约，杰米·戴蒙跟我说他三天就完成了一单收购。他们听了哈哈大笑地说：“杰米·戴蒙是个快枪手，他是指收购华盛顿互惠银行吧？摩根大通做事比较激进，他们在和世界银行打交道的时候也是这种风格，这种文化都和杰米·戴蒙分不开。”我点头说：“对，戴蒙先生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尤其对他看准的事情。”

林毅夫接过话题，问我：“现在国内的情况怎么样了？”我告诉他这次危机对中国银行业的直接影响很有限，但对中国沿海一些外向型企业影响较大，中小企业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将面临很大挑战。“林行长，咱们的中小企业将面临很大难关啊。”林毅夫连连叹气，说：“现在危机正向实体经济蔓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会降下来。现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是世界银行的一项重要任务。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开发协会去年总计募集到了420亿美元资金，在未来三年内，将会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性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和人道主义援助，甚至是给低收入的人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等等。”

林毅夫身上渗透着为国为民乃至为整个社会思考的忧患意识；言语间也表现出他作为一个学者的知性与缜密，真心希望他和世界银行能在应对本次危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后记

2008年10月3日到10月14日，在华尔街遭遇金融严冬的最寒冷时刻，我恰好在纽约和华盛顿，出席招商银行纽约分行开业仪式并参加世界银行年会。这10天的美国之行使我亲历了这场危机的“百年不遇”，并有幸与漩涡中心的不少关键人物会晤交流。

虽然已经时隔大半年，可华尔街衮衮诸君的言论，仍让我不时回味。那些对于金融危机成因和走势的分析，那些对于已经采取的和应该采取的策略的热烈讨论，那些对管理缺失、监管真空、决策失误的痛切反省，那些对已然逝去或错过的好时光的慨然嗟叹，以或沮丧或兴奋，或忧虑或愤慨，或直白或含蓄的方式一一道来，确实异彩纷呈。而他们一些人的故事，或听他们自己讲述或从其他渠道得知，也每每让人感慨。人间百态在这场百年不遇的历史剧里跨越时空再次呈现。

今天看来，那些对话中阐发或碰撞出的各式各样的观点，有的被已经发生的历史证明是对的，有的被正在进行的实践证明是错的，有的还有待未来的时间去检验。这些观点的对与错、是与非，现在来看已不重要；但重要的是，它们为我们在金融危机仍在持续、未来仍不确定的环境下，反思教训、明确方向，提供了深入思考的有益视角与素材。这是我时隔多时仍愿撰文以记的第一个原因。

写作此书的第二个原因，可以与一个圣经故事相联系。传说上帝毁掉巴别塔时，让不同民族的人使用不同的语言，极大妨碍了人类的互相交流。在这个世界上，由于不同的历史进程和文化背景差异，形成了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这是今天的现实。但我的亲身经历让我深信，不同的价值观不一定相互认同，但可以，也应该相互认识。我们走了多远？还能走向何方？这些问题的答案与选择都和这种“相互认识”息息相关。在同一个危机之下，秉持不同价值观的人会有完全不同的思路，从而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在美国的这10天进而延伸到为了进入纽约这个国际金融中心而与美国人打交道的这10年中，正是通过坦诚对话和沟通，我和许多原本陌生的甚至存在各种偏见而不太友好的外国人成了朋友。如今，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崇洋媚外的心态正渐行渐远，这无疑是值得高兴的；但与此同时，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我们不应走向另一个极端，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应妄自尊大。学会和不同价值观的人平等、理性、坦诚地交流和相处，应该成为中国人关注和实践的课题。我希望以一些亲身经历带给读者一点这方面的启发。

经典社会学理论认为，危机不仅意味着一种无序状态，更意味着危险之中的机遇，弃旧之中的图新。这是我想借此书印证的第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