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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乐此不疲地发放次贷，从中赚取丰厚的回报。祸根在一片繁华中悄然种下，伺机爆发。

乱局之中须审慎

林毅夫说完，大家都表示赞同，我补充说：“监管是一门艺术，需要在支持创新和防范风险之间根据市场的情况不断寻求平衡。作为本次危机第一阶段的次债危机，具体来说有两类机构是其产生的根源：投行是始作俑者，而评级机构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投行不断地包装CDO，而评级机构并未尽责。在利益面前，他们未能坚持公正的立场，对高风险债券给予了过高的评级。有报道说：“华尔街在2002~2007年间涌现大批CDO产品，三大评级机构通过为它们评级赚取丰厚利润，总收入由2002年的30亿美元升至2007年的60亿美元，其中穆迪的盈利在2000至2007年间就升了3倍。”

因为评级机构的盈利来源是金融机构而非投资者，因此，所谓的“专业评级”，也早已在金融机构的糖衣炮弹中沦为粉饰的工具。

同时，评级机构反应迟钝，在相关债券信用质量严重恶化时未能及时更新信用评级。从整个危机的发展过程来看，评级机构的动作有意或无意地、主动或被动地慢了节拍。事实上，次贷危机于2006年底便已初现端倪，在2007年三四月间正式爆发，大量次级贷款和中间级贷款违约风险急剧上升，导致相关的债券和衍生产品质量严重恶化。但直至2007年7月，评级机构才开始大规模调降次级债券的评级，这一动作反而引发了市场的恐慌性抛售。在此过程中，评级机构不仅未能起到预警作用，其评级更新甚至远远落后于事态发展。

而且，整个评级体系存在严重的制度性缺陷，评级机构出于利益考虑没有动力去纠正这些缺陷，甚至放任一些低级错误的出现。

国际清算银行的相关调查曾指出，在结构性融资产品的评级过程中，评级机构不仅评估信用风险，而且直接参与产品的构建，发行方会获得评级机构的建议以提高产品评级，在此过程中评级机构极易产生利益冲突问题。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2008年7月发表的调查报告来看，面对高风险次贷金融产品的评级，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都曾经有违反内部程序的行为。调查还显示，对高风险次贷金融产品进行信用评级的工作人员竟然直接参与相关产品评级费用的确定工作。

“在次债还未到来的时候，经过评级的CDO被卖给全球的投资者。这时候投资者已经远离了风险源，因此次债风险的隐蔽性很强，事前确实很难被预见到，很难看得明白。”对我的看法，林毅夫表现出很高的兴趣，说，“您说得很对，评级机构并未履行其职责，在对抗风险上，投资者基本是孤军奋战。高盛的次债损失少，但他们的高层在剑桥学习班上讲课也承认：并非是有先见之明，只是恰好在风险爆发之前将这些债券卖出而已。不过，高盛管理风险的方法值得借鉴，他们在产品研究部和风险管理部之间设防火墙。当两个部门的意见越来越分歧，对事务看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争吵越来越厉害的时候，高盛就会警觉，就会非常慎重，首席风险官就会亲自过问此事，他们在避免次债危机的过程中就是这么做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十五章　相聚重庆楼（6）

“现在国内外投资者都在观望美国，大家都想知道能不能从本次危机中找到一些机遇，对于这一点，您有什么看法呢？”我问道。

“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现在来美国投资或者并购的时机都不是很成熟，难道贵行有什么打算吗？”林毅夫惊诧地问我。我笑着说：“我们的纽约分行刚刚开业，如何让它稳健地发展是我们最大的打算。”林毅夫点头说：“东京三菱日联银行乃是前车之鉴啊。”

“本次危机又正好发生在大选期间，美国所谓的两党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会影响及时决策，平时体现不出来，像金融风暴这种分秒必争的事情，一旦贻误了救市的时机，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话锋一转，谈起大选对救市的影响。

对这个问题，我深以为然：“国会第一次投票的时候，你投一票，我投一票，力求保持票数均衡，两党都怕担责任，结果没有通过7　000亿美元注资救市的方案。这个事例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其中很多人将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结果失去了救市的良机。现在虽然通过了方案，但损失已经扩大了，而且，按照麦克唐纳的观点，这次的7　000亿目标并不明确，并未起到重振市场信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