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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兴出一种叫作“吹牛”的，就是受到这个现象的启发。

郯城县当然也不例外，放卫星、摆擂台的群众“吹牛”运动波澜壮阔。多少人在这壮阔的波澜中逐着潮流，翻着浪花。

天下事就是这样，有弄潮儿就有喝水的。李汝德就挨了淹。

李汝德是郯城县城关供销合作社副主任，是高宗藩的副手。

这天县里召开商业系统会议，让各单位汇报工作。高宗藩因为有事离不开，就让老李到局里去开会，反正是汇报工作呗，咋干的就咋讲，实话实说就是了。不料李汝德高高兴兴去开会，却苦丧着脸回来了，脖后还插着一面白纸糊的三角形小旗子。

“咋啦？”高宗藩迎上去问。老李指了指自己的脖子，像个小孩子似的，“哇”地一声哭了。

高宗藩往他脖子里一看，好家伙，那里有老长老深的一道血口子，看样子是给插旗插的。再看看那做旗杆的木棍，削得尖尖的，简直就是一根木扦子。

高宗藩愤愤地说：“插白旗，插黑旗，你插就是了，怎么能下这样的毒手。我去找他算账！”

“高主任，你快别这样说，人家还要跟你不拉倒哩。”

“我怎么啦？”高宗藩一面接过别人递来的红汞水给老李擦伤口，一面问。

李汝德痛得咧了咧嘴，才慢慢地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今天局里的会上要求各单位汇报前一阶段的工作情况，并且评出名次，成绩最好的拿一面流动红旗，最差的插一面白旗。

会议主持人点名要城关供销社带头发言，因为它是个老先进单位嘛！李汝德走上台来，不慌不忙地如实汇报起来。一来是高经理一贯要求说实话，临来时高经理还特别交待到了会上不要说那些没梆谱的话；二来供销社的确干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摔到底也不会当尾巴自勺。

谁知他的发言…结束，下面可就热闹了。真的跟打扑克牌玩“吹牛”一样，前一张牌刚落地，报出个点子来，后一张马上就以更大的点子压了上去。按说一副牌中同样点子的只有四张，可这时说不定出现十张都有人相信，那主要就看你吹时能不能不动声色了。

一时间吹牛风猛起。你不是说今年赚了一万元吗，我赚了两万，他赚了三万；你说你在大炼钢铁中用小钢炉炼了五吨铁，他准得说炼了十吨，甚至百吨。不然卫星不让你放了么。至于真的假的，又有谁来过问呢？要说假，可以说都是假的，因为大家都是把社员、居民家的铁锅、鏊子、饭铲、菜刀熔化了做成铁锭来冒充的，哪有一个是真的从矿石中炼出铁来的？再说，把水缸、菜坛打碎放在石磨里磨成粉做的“耐火砖”能是炼钢炉的建造材料么？恐怕只有在此特定的时代里，才会有人这么想、这么信、这么做！

你不信？你敢不信？

某大队书记说他们大队的花生亩产十万斤。有人给他算了一笔账说，一亩地能有多大地方，十万斤花生铺在地里也得铺一米厚吧？这花生从上到下都结果，怕也结不了这么多吧？！

他的话一说完立即引起周围群众哗然大笑。可是乡里来的检查团说他是“算账派”，是蔑视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是对大跃进的怀疑，是对总路线、人们公社的不满，当即宣布让他在脖子上挂个算盘，去游街示众。

李汝德报出的数字没人家大，又不敢指出人家是假的，他不插白旗，谁插白旗？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报数字？什么数字？”高宗藩问。

“咸菜，”李汝德说，“局里要各单位报腌了多少咸菜，俺是第一个发言的，报了二十缸。”

“不少啊！”高宗藩说。

“可人家发言的一个跟着一个加码，最后一家加到二百缸，夺走了红旗，俺还没横过眼来，觉得脖子猛地一阵痛，就被插上了这面白旗。”

“哼，真不像话！”供销社的职工们都气愤不平地说。

“不像话？”李汝德说，“人家还说咱供销社不像话，要来找高经理问问这些年先进是怎么当的、经理还能不能干呢！”

“好，你告诉他，咱明天就办个腌菜厂，腌咸菜四百缸，把红旗夺回来。”

“高经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呀！”李汝德望着高宗藩狐疑不决地说。

高宗藩指了指办公桌上的电话机斩钉截铁地说：“明天腌完四百缸咸菜，请局长领导后天带人来检查！”

大家一时都懵了：高宗藩一贯小心谨慎、实事求是，他自己是这么做的，对大家也是这么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