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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的一段时间，中国强调“一边倒”。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不少做法是照搬苏联的。国民经济中强

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农业合作化也以苏联为榜样。在　50　年代末，毛泽东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按

农轻重顺序发展国民经济。苏联在　1960　年撤走了在华全部专家和技术人员，并撕毁协议和合同，此后中国开始独立地

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

论战开始前，苏联要求各国党在处理国内外政策时，必须服从苏联的指挥。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处理

本国问题，就给谁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苏联总是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规律”、“一体化”、“社会主义大

家庭”等。通过论战，任何一个党都不能再把一党一国的利益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利益了，那种把自己比作

别国“母亲党”，要别国党对“领导中心”唯命是从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一个党有了错误，由人家自己去判断，去

纠正，不必过多地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已成为国际共运共同遵守的准则，但对槁霸权主义还是要公开反对的。中国

共产党指出，如果一个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霸权主义，那就不是内政问题，而是欺负别人，对此当然可以表态，既

可以从内部交换意见，也可以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发表的文章中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不允许批评霸权主义，那

就是没有是非了。论战后，一党控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局面不复存在。论战是一把双刃剑。论战从思想上破除了各国

共产党和工人党对苏联共产党的迷信，从组织上冲破了苏共一党控制国际共运的局面，维护和发展了中国的国家独立自

主权。但是，论战造成了国际共运的大分裂，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很多党之间中断了关系。在各国党的内部，

特别是未执政的党，不断出现分裂，有的党分裂成两个，有的分裂为三个，甚至四个。分裂，削弱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战

斗力。

论战中，许多党分不清是非，区分不了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因此在论战中不敢轻易表态，也不敢大胆地开

展党的活动。由于论战尖锐、激烈、规模越来越大，对论战涉及的具体问题忽视了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

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象和威望。更为严重的是，论战助长了一些地区和国家群众运动中的左倾思想的发展。从

大论战中得出的反修防修的结论，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依据，是导致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

源。这都是后话，在此无需再提。

论战使赫鲁晓夫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并成为修正主义的代名词。在中国人的眼里，赫鲁晓夫是野心家、阴谋家、

篡党篡权者，总之，声名狼藉。

对赫鲁晓夫来说，这一年着实不好过。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8。1％，但比预期的增长率低了　1％。更紧要的是，已有

迹象表明，苏联工业生产率已经每况愈下。根据专家估算，1963年每卢布工业投资效益比起　1958　年低了　15　个戈比；

据此统计，苏联的工业投资损失了近　1500　亿卢布。除了电力和冶金工业外，几乎每个工业部门的生产率都在下降，而

且下降的幅度还比较大，这是　40　年来的第一次。尽管短缺的商品不胜枚举，但滞销消费品仍大量运往市场。积压的钟

表和成衣足够销售两年，书籍、缝纫机、照相机在仓库中堆积如山。在七年计划期间，诸多方面计划失调，出现了明显

的失衡状况。如，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工人占全苏工人总数的　35　％到　40　％，但是这两个部门所得到的投资额只占工

业总投资的　8％。采掘工业的生产率极低，而它所获投资比例却高达　30　％，并使用了占全苏　20　％的工人，但它在全

国工业总产值中的贡献仅有　7％。农业的状况更加令人担忧。1963年的农业生产总产量与1962年相比，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下降了　10。7　％，比　1958　年的数字还要低。畜牧业的统计数字更让人糟心。生猪存栏数从　7000　万头骤减到4100

万头。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