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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说不出的美丽，一双浸湿的沉重的金色辫子搭在两边，惨白的唇上挂着一抹歉仄的微笑。

有一个老婆婆对我说：“你不要看她，亲爱的，不要看。因为这是那种使人心碎的美。最好别看。”

但是我不能不看安菲莎。我生平第一次亲眼看到那比死还强的无限的女人的爱。在那以前，我只是在书本上看到过，但不大相信会有这样的爱情。不知为什么，当时我以为这种爱情大都注定落在俄罗斯女人身上。

出殡的时候有很多人。柯利亚远远地跟在后面——他怕安菲莎家里的人。我想走近他，他撒腿跑开，拐进一条小巷里不见了。

我的心灵整个为这件事扰乱了，简直一行也写不下去。只好从城郊搬到城里去，不过，说城里，莫如说是车站，搬到铁路上的医生玛利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沙茨卡雅的一所潮湿的阴暗的小屋里去了。

在安菲莎死前不久，有一次，我打城里花园走过。在露天电影院旁边，有四十来个小孩子坐在地上。仿佛在等着什么，吵吵嚷嚷，好象一群麻雀。

从电影院里出来一个头发花白的人，把电影票分给孩子们，然后，这些孩子便挤着骂着拥进了电影院去。

这个头发花白的人，面貌倒年轻，看上去不到四十岁。他善良地眯缝起眼睛看看我，向我挥挥手走了。

我决意要问问这些孩子，这个奇怪的人是谁。我走进电影院去看了一个半钟头旧片子红色小鬼，听着这些孩子打哨、跺脚、欢呼、惊叫和哼哧。

散场的时候，我和小孩子们一齐出来，我就问他们那个头发花白的人是谁，为什么给他们买电影票。

立刻在我周围集聚了一个大喊大叫的孩子大会，情形大致弄清楚了。

原来这个头发花白的人是铁路医生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沙茨卡雅的弟弟。他有病：“脑振荡”。苏维埃政府给他数目很大的抚恤金。什么原因却不得而知。每月在他领抚恤金这一天，他把车站附近的小孩子都集聚到一起，领他们去看电影。

小孩子们准确地知道哪一天发抚恤金。在这一天，他们一大早便挤在沙茨基的房前房后，坐在车站前的小园子里，装着完全是偶然来到那里的样子。

这就是我从小孩子那里能够知道的一切。当然，还有一些与本题无关的细节。譬如，扬姆斯卡雅镇的小孩子们也想混进来，但车站的小孩们无情地反击他们。

我的女房东在安菲莎死后一直没起床，总诉说她心里不好受。有一次，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沙茨卡雅医生来看她，于是我便和医生认识了。她戴着夹鼻眼镜，身材高大，是一个很果断的女人。虽然上了年纪，但她仍然保持着女学生的外表。

从她那里我得知她的弟弟是一个地质学家，有神经病，确实是由于他写过在国内和在欧洲都有名的科学著作，领着个人抚恤金。

“您不要在这儿住下去啦。”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沙茨卡雅用一种不惯于提出反对意见的医生的语调说。“快到秋天了，下起大雨来，这个地方泥泞得很，连行人都不好走。而且环境也阴沉，能写出什么来！搬到我那儿去吧。我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一个弟弟和我，铁路的宿舍里有五个房间。我弟弟很懂事，他不会打搅您。”

我同意了，便搬到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家里去。这样我就认识了地质学家华西里·德米德利耶维奇·沙茨基——他成了我后来的中篇小说卡拉布迦日海湾中的人物之一。

家里的确寂静得很，甚至有些死气沉沉的。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终日在诊疗所或到外面去看病人。老婆婆整天摆牌阵解闷，而地质学家很少走出自己房间。他从一清早起来，便把当天报纸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通读一遍，然后，很快地写着什么东西，差不多要写到深夜，一天写满一厚本笔记。

偶尔从荒凉的车站上，送来几声那部唯一的调车机车的汽笛声。

沙茨基一开始畏避我，后来熟了，便开始跟我攀谈起来。在谈话中，明白了他的病的性质。从早起，当沙茨基还没疲乏以前，他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而且是一个有趣的谈话的对手。他博学广闻。但当稍微有一点疲乏的时候，便语无伦次了。这些谵语都是根据一种癫狂的思想的，而这种思想是按照严格的逻辑发展的。

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把他的笔记拿给我看。这些笔记簿上密密层层地写满了单词。没有成句的话。差不多是这样：“匈奴，德国，霍亨索伦，文明的毁灭”，“利夫内，狡猾，伪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