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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在老家是赤贫的底子，虽然临行前有族中奉承赠银，来京后却哪里经得起诸般置办，不日就见了底。绍先在杭州中举的时候还说要给哥哥做绸缎衣服，结果到了北京，雇佣的长班门房等人先跟他要绸的绢的好衣服：“小人们至不济，也是给老爷做事的人，身上还是布的麻的，岂非塌老爷的台？”柳生替弟弟当家，不能不撑做官的体面，只得给他们一笔衣服钱，自己还是乡里出来的半旧不新的土绢衣裳。绍先要从自己的置装费里面省一点下来给他做，柳生反而拦阻说：“算了，你要出去拜客的人，怎能节俭？京里人眼光高，不要被官场上嘲笑了去。我们身量差不多，你的新衣服穿旧了，再给我也不迟。”

他说“京里人眼光高”，果然不久绍先的礼部同僚来拜访，就验证了这话。因为京城赁居奇贵，绍先的寓所前后不甚深广，客来的时候柳生在厅前闲坐着，见客互相拱手问好。客人看他戴着方巾，知道不是仆役，但是衣裳毫不光鲜，式样不知道是哪年的旧样，说话满口余姚土音，又是一副拘谨的乡下人神气，于是十分瞧不起，看见绍先便问：“堂下那位贵客，可是令乡亲来打抽丰？”绍先窘得脸红，答道：“不是，那是家……家族里远房堂亲的一位兄长。”同僚道：“失敬失敬，原来不是客，是宅上的尊兄。”仍旧正眼也不看柳生，和绍先坐着喝茶，谈笑一会儿走了。

受了这一场傲慢，绍先送客回来就不免埋怨哥哥：“你没事坐在前头客厅做什么呢？害得人当你是打抽丰的客人，连我也没意思。”柳生道：“寓所就这些地方，我又不是内眷，总不好整天呆在后头，跟丫头厨娘妇女们做伴？”

要在往日，绍先或许还戏谑一句：“难道你不是我床头的内眷？”但这时才受过同僚轻视，颜面无光，又觉得哥哥话里带刺，赌气道：“不管怎地，以后不要这样。家里人被当客人，多没意思。”柳生道：“我是你远亲堂兄，本来也不算家里人，当客人也没什么。”

绍先才觉得答同僚的话说过分了，也伤了哥哥的自尊，这时候只好自我辩解：“我也不过说的是实话，《缙绅录》上刻着我的父祖姓名，冒认不得。我们在家谱里毕竟不是一房支脉，总不好替你认我先父做父亲？”

柳生一时无言，过了一夜，清晨便跟他说：“我要回去了——年底有秀才岁考，不考就要除名。现今也入秋了，我须得赶紧回余姚去。”

绍先吃了一惊：“哥哥也太坏了！昨天跟我生了气，今天就要回去，撇我一个人在京里？”柳生道：“不是赌气，真的是要考试。”绍先道：“考试托人回去请个病假就是了！那边都知道你跟我上京了，难道不做个人情？”柳生道：“不考的话，不能入等，过两年的乡试怎么办？我的功名难道不要了？”

绍先登时哑然，想起当年以为兄长会中举，自己撒赖要跟兄长入京相伴，长久在一起的时候，旁人也以学籍相提醒：“你的功名难道不要了？”原来世事轮回，运命注定，该怎样还是怎样，只不过被功名成就着走出去的人变成了自己，被功名未遂拘留在老家的人却变作了哥哥。

这时节真是哑子漫尝黄柏味，难将苦口向人言，几番想索性嚷出来：“你还要功名作甚？一辈子跟我好，在一起算了！”可是当年那一件昧心事沉甸甸压住了舌尖，无论如何嚷不出声来。

清晨的时候他们都还在床上，同衾人相挨极近，反而觑不清全部情态。放下的绣帐又隔着光线，只看见他瞪大了双眼失神凝视，柳生只道他要哭，自己倒慌了，赶忙搂他在怀里，安慰道：“没事没事，我再想想……岁考或许可以请假，科考是定要回去评等的，来年再说，来年再说！考完了我也可以回来跟你住，不要哭。天光了，赶紧穿衣服去衙门点卯罢。”

绍先其实并没有要哭，只是心情抑郁。柳生说要再想想，他也想了很久很久，从前没有想过的问题都翻腾上心来：“我冲口想说‘一辈子跟我好，在一起’，这是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他肯不肯，就算他肯……我又真的能肯？一辈子这么不伦不类下去？”

“不伦不类”这四个字，头一遭摆在眼前，却是沉重到让人惊恐，从前是哥哥央求自己不要将这事说出去，如今却是自己要央求哥哥：“我跟你，不被人知道还好，一旦捅出去，非但身败名裂，还要坐牢杀头，千万不能泄露！你还不妨事，我是做兄弟的奸/淫哥哥，以下犯上，被言事官晓得参上一本，死罪都是有的。”

柳生倒觉有些好笑：“你常常说我痴，你也痴了，我做什么泄露这事？我就不怕身败名裂？我怎么不妨事？当年我跟你讲道理，你非得同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