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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何基沣从重庆回到了部队，仍任七十七军军长。他将王世江调任工兵连连长，后又调为骑兵连连长。李明远在1942年春由于受到“通缉”而撤离。王世江虽然没有暴露，但他的处境也很险恶。

师政治部有个叫景熙乾的特务，与王世江连队里的排长褚同霖交上了“朋友”。一天褚同霖对王世江说：“眼下一七九师的政治形势很明显，从延安来的人一个也不见了，恐怕他们今后也来不了啦！为了个人前途，王连长还是站到国民党一边为好。”

王世江心明如镜，他知道褚同霖是受景熙乾之命来策反自己的。但这个排长是小知识分子，贪生怕死，于是软中带硬回答说：“我是个大老粗，对党派活动不感兴趣，否则我早就到延安去了。在政治上我是个穷光蛋，没有什么油水。但我有个怪脾气你是知道的，谁敢打我的主意，想陷害我，那我对他可不客气，你来看！”说着王世江站起身来，拍拍挂在腰间的手枪：“这里面装着顶门火，一扣扳机枪就响！”

神秘莫测的情报战（5）

褚同霖脸色大变，支支吾吾地说：“王连长你放心，咱俩是同生共死患难的朋友，甭说你不是共产党，就算是真的共产党，也决不会从我嘴里吐出真情。”

后来褚同霖一直对王世江不敢造次。抗战胜利后他长假不归，消除了一个隐患。

1943年初，何基沣下令提升王世江到五三六团三营当副营长。抗战胜利后他随部队开到徐州，一天，突然在街上碰见了李明远，得知李是奉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之命来与何基沣秘密联络的。搞地下斗争的同志在虎穴狼窝里能够相聚，那股亲热劲是难以言表的。两人互诉衷肠，畅谈别后三年的经历，整整谈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大早，王世江跑到军部找到何基沣，说李明远回来了，何大喜，说：“太好了，真的把他盼到了！你今天晚上8点陪他一块到我这里来。”

王世江送走李明远后，又过了一年多，当李明远第三次潜入三绥区当少校副官时，名字就改成了李连城。而王世江此时已升了官，当上了少校营长。

十年，在王世江的人生历程中，是不算太短的岁月。为了长期埋伏不暴露，他在旧军队这个大染缸里，既要“同流”，又不能“合污”，既要“装鬼像鬼”又不能变成鬼；既要皮白，又要心红；既要在污泥塘里打滚，又要像荷花那样出污泥而不染。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十年的地下斗争比之于在战场上刀对刀枪对枪地厮杀，在心路历程上所经历的磨炼更为艰难。

淮海战役前夕，在杨斯德潜入三绥区后，王世江又和谍报参谋慎启元进行了一次斗智斗勇。

王世江知道大战一触即发，起义在即，而这个谍报参谋整天在营部，实在碍手碍脚，必须首先将他干掉。否则，让此人先下了手，将对起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那些天，王世江手枪里的子弹随时上膛……

但想来想去，先下手干掉慎启元，在全师势必引起很大的震动。小不忍则乱大谋，王世江决定“智取”，用金钱收买他。

有一天，在行军途中，王世江装作非常关心、非常推心置腹地对慎启元说：“慎参谋，你何必为他们这样卖命？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你就不想想后路，不想想家眷？”说着，从衣袋里摸出早就准备好的200元“金圆券”，说：“你的家眷在徐州，打起仗来徐州是不安全的，这点钱给你回去作安置费用。祝你们全家平安！”

慎启元接过钱，并表示了谢意，翌日就溜回徐州了。这一天是11月2日，离大战开始只剩下四天。

3日，上峰命令第一一一团团长张兆芙将全团迅速撤退至运河南岸，凭河据守，准备抵抗解放军即将发起的进攻。但何基沣考虑到与我军联系方便，也便于我军迅速渡河，有意地悄悄告诉张兆芙，将王世江的第三营留在运河北岸。

于是杨斯德进入敌营后，第一个遇到的正巧就是王世江及其掌握的部队。否则，麻烦一阵子不说，也许三绥区起义的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杨斯德对王世江说：“情况非常紧迫！我在今天晚上一定要赶到贾汪见何基沣副司令官，交通工具你想想办法。”

临城距贾汪还有上百里路。营部没有小汽车，地方的汽车及火车又不通，王世江说自己刚买了辆新的自行车，可供杨斯德和孙秉超使用。杨斯德和孙秉超当即决定两人合骑自行车，由孙秉超带着杨斯德赶路。

临别时，杨斯德紧紧地握住了王世江的手，深情地说：“大部队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