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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消息。全国电影家协会、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厂都来慰问，创记录，任务基本还算按时完成了。

那时我有个外号叫“拼命三郎”。拍《中华女儿》的时候，用了三个月时间，“拼命三郎”的外号是香港的副导演给我起的。他从香港刚回国参加工作，不像咱们这么玩命。他说：“你简直是个拼命三郎，没见过。”从那时起，一叫叫了几十年，后来我索性刻了一个大图章：“拼命三郎”。我排戏是拼命。

我拍了《红旗谱》。我拍了这么多电影，这部电影的创作还在继续，有好多后悔的地方，特别是后半部，要是现在重拍，有好多地方我要改。

搞创作就是这样。除了我认为根本很糟糕的，虽然有生活，有很多成就，但也有很多败笔，很多有待提高的。我总那么想，怎么才能拍得更好。那天谈到最近拍的《边城》，有一个镜头，应该拿掉，可我总拿不掉。当中有一个镜头是爷爷已经死了，外孙女说：“我爷爷死了。”当爷爷跟外孙女告别时，观众会意识到他死了，结果留下一个爷爷很安详躺在床上的镜头，拿不下来了。我要求给我剪掉，谁也不给剪。

汽车撞火车的“拼命三郎”（3）

（陆华、凌丽　整理）

凌子风（1916—1999），原名凌风，北京人。著名电影导演。1933年考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期间与蓝马等组织美美剧社，并加入左翼星球剧社、美术家大联盟。1935年考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舞台美术系。1937年8月在汉口中国电影制片厂担任美工师兼做演员。1938年与张汀等组织抗日艺术队，11月到延安，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到晋察冀抗日革命根据地开展革命艺术活动，先后担任团委、编导委员长、歌剧组长以及边区戏剧协会的乡村艺术辅导、乡村艺术学校校长、冀中军区火线剧社社长等职。1944年随“西战团”返回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做教员。1945年赴张家口，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任戏剧教员。1946年调延安电影制片厂。1947年任战地摄影队队长，参加了西北战役，后任西北电影工学队教学部部长，石家庄电影、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主任，石家庄电影院经理，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河北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任导演。历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北京华夏文化艺术海外联谊会名誉会长、中国名人协会会员。

凌子风从艺六十余年，抗日战争时期开始涉足影坛，当过美工师、演员，1948年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导演，他的处女作《中华女儿》是新中国最早获得国际奖的影片。几十年来，他导演了数十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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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左翼剧联，演《卡门》、办刊物（1）

我的音乐经历当然是很长的了。20年代吧，在中学时我就喜欢音乐。开始只是摸索着学，因为家里我的大姐也喜欢音乐。她在北京，那时是女师大音乐系的。那时在家里我们经常吹笛子、吹箫，她也弹琵琶，后来我也弹琵琶、弹琴。后来我大姐经常从学校带回一些钢琴的谱，大概是在初三吧，我就可以拿她的谱子弹钢琴了。

离开了中学以后，到了上海，就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西洋音乐了。自己买了一些音乐的原著、歌谱等，买回来自己琢磨琢磨。也看一些音乐史。后来因为生活的关系，不可能马上去考音乐学院，所以在1928年到扬州去教中学了，教音乐。本来我是没有机会找到那样的工作的，因为我的老师他生病了，让我去代课，这样我才有了机会接触音乐。在教学当中自己可以讲一些音乐知识，写一些教材，这样对自身也是一种提高。

但是代课也只是代了一个学期。一个学期后又回来了，回到上海。后来又回到武汉。恰巧这个时候，又有朋友让我去福建的一个高中教音乐。我说我教音乐也没什么经验，他说没有问题可以教，所以我就去了，教音乐。后来还教美术（笑），笑话不是！也教了一个学期，后来因为学校自己内部的一些问题扯来扯去，我不想参与这些事情，后来就不干了。

这样我又回到武汉教小学，是我的一个朋友在小学当校长，我就到他那里帮他教小学。教了半年多小学，后来我想长期这样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就考音乐学院。那是1930年考上海的，当时叫上海专科学校。开始学钢琴，学了不到一年钢琴，后来就又出去工作了。因为生活支持不下去了，当时只是靠自己独立工作积一点钱去学习，那很有限，所以要去工作，又工作了半年多一点，后来又去考上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