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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空车蓬，没有底。我想，还有四个轮子呢？又找，找到了。我爬过去一摸车底下压着人，有棉袄。我说：“你是谁？”他也不说话。我就搬车，四个轮子朝天，我怎么搬得动呢！使劲搬也搬不动，坏了。但是是谁我不知道。当时我就冲火车喊，火车还在走，“轰隆隆，轰隆隆”。我喊：“站住！站住！”火车司机哪儿听得见我喊呢。其实火车已经开始在停了，但不能一下停下来，要慢慢地停。火车站住以后，有一个提着马灯的人下来了，他说：“怎么回事？”我说：“你的火车撞了我们的汽车了。汽车上有几个人，你赶快找人。”火车上下来几个人，我就不管了。

对面是729分厂，就是汽车制造厂，正在施工。晚上灯火很亮，我从火车轮子底下爬过去，爬过去就跑，往工厂跑，跑着跑着掉下去了。工厂挖土挖了一个大坑，我掉在土坑里了，爬也爬不上来，爬了掉下来，爬了掉下来。我拍《中华女儿》还用了这么一个镜头，胡秀芝爬山，爬上来掉下去，又爬上来又掉下去，怎么也爬不上去，结果我也遇到这个情况。后来不知怎么爬上来了，爬上来我就朝工厂跑，刚跑到铁丝网前要往里钻，里边有人喊：“举起手来！不许动！”警卫拿着刺刀对着我，我就举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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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撞火车的“拼命三郎”（2）

他说：“你是哪儿的？”

我说：“我们是电影厂的，撞了火车，我要打个电话给电影厂。”

“好，你跟我来吧。”他说，“哎呀，真危险，我们昨天安装的高压电网。今天停电。要是没有停电，你走到一米左右的地方就把你吸住了。”就这么巧。

我进去打电话给电影厂，告诉出事了。总机问：“你是谁？”我说：“我是凌子风。”他问：“导演死了没有？”我说：“我是凌子风不就是导演吗？你赶快告诉厂长，出了什么事，汽车在什么地方。”

挂了电话，这个同志不错，赶快让我上医务室。我浑身都是血，不知是我的血还是别人的血。到了医务室我说：“你别给我治病，我没病，我也没伤。”但我手有划伤，我说赶快救人。

729厂是苏联建的，有救护车，马上开走了，大夫还得给我包扎。我还得走啊，可是根本走不动。我爬过去，爬到汽车那儿时，已经把人救起来了。让我上汽车看看是不是这几个人。我一数五个人，我说：“不对，还少两个人，包括我一共七个人。”他说：“那边有一个同志牺牲了。”我过去看，那时已经有手电了，一看是男主角，叫张羽同志，沈阳人民话剧院最好的演员。当时我还想谁都可以死，但他不能死，因为就他是借来的。

结果就是他死在车里。我一定要搬，不允许搬，大概要等警察来。我非搬不可，好发脾气，我把他抱出来了，一看，耳朵、鼻子、眼睛都是泥土、脑浆，一根铁插在脑袋里。我就抱在怀里，然后把他抬在路灯下。我到车里大家都在哭，

“导演我腿断了。”“导演我要死了。”哭得难听极了，“我怎么办？”这时，一个人问我：“你算不算？”我说：“我算。”他说：“人不短了。”

我没算我。可这些人都哭怎么办呢？我就讲保尔，一讲保尔都安静了。车往医院送，几个厂长都坐着车来慰问。这个红十字车刚一开就掉进沟里了，司机也慌了，我一看，这个着急啊，车轮在那儿转，我急了说大家推车。厂长都跟着我推车，最后又从工厂调了一个大卡车，拿钢丝绳捆上才把车拉出来，把人送到医院。

送到医院后，让我住院，我无论如何也不住，其他人都住院了。有一个同志头在小河里泡着，被人发现后拉出来了，不拉出来他就憋死了。

我坐着车回来了。回到宿舍我就不能动了，想站起来，站不起来，想抬手扶着，浑身没有知觉，但头脑清醒，就是动不了。大家把我抬下车，送到宿舍。据说我就疯了，得了神经病，我反反复复地说：“牺牲这个同志，我也有责任。”医务室的护士守了我一夜，给我打镇定针。

第二天非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的当天，我就召集摄制组开会。休息了两三天，我准备继续拍。

在这之前先开追悼会，张羽同志的夫人来了，她很年轻二十多岁，才生了孩子，孩子还不会说话。这个同志前几天还来了，现在她是我妹妹。我认了一个妹妹。本来这个孩子我想要，她不给我，是个儿子，现在天津工作得很好。后来她又结婚，我扮的主婚人。

开完追悼会接着拍，拍了一个月零11天，耽误了十天左右，拍完了，牺牲了一个同志。当时接了很多慰问信，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