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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两部戏给了200块钱，那是我第一次拿设计费。那时候200块钱已经是很高了，很了不得了。四块钱可以吃一个月包饭，一菜一汤，一块多钱一袋洋面。我在学校是半职工半学生。考进剧专上学同样没钱吃饭，我就给学校刻钢板，学校的讲义都是我刻我印，学校每月给我四块钱，正好吃包饭，工作得很好。后来学校离不开我了，每月给我20元钱工资，白天上学，晚上工作，业余搞学校的各种工作。想想现在年轻人念书太幸福了。

与父亲决裂，闯荡人生（2）

在剧专我学习也很杂，我在美术学校学了两年西画，一年工艺美术，最后毕业是在雕塑系。所以我可以画油画，画水彩画，画图案。设计图案、封面我也可以搞，雕塑也可以搞。

中国第一个毛主席像章是我做的，现在在历史博物馆。那是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做为延安“鲁艺”向主席团献礼，“七大”主席团每人一个，小圆的，是用锡铸的。

我学舞美，可是我又演戏，后来也搞导演。我这个人比较活跃。“七七”事变，要毕业了，学校留我做助教，我不肯，因为我早想上延安。1936年我就想到延安去，那时候红军刚到延安，史沫特莱在延安，我姐姐也在延安，她来信叫我上延安。可我没毕业，没拿到证书，所以没有去。

南京撤退前国立戏专迁往四川，我没有走。我到了汉口，又没钱了。到延安没有路费是不能去的，我暂时在中国电影制片厂，被聘做美工师。

抗日战争以后，全国很多电影艺术家都集中在武汉，其中很多大师，蔡楚生、史东山、应云为、袁牧之、陈波儿都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很多剧校的同学也在那儿。我去的目的就是要挣点钱好走，要吃饭，要坐火车也要钱，订了半年合同。他们说：“从来订合同没有订半年的，都是五年，最少也是两年。”我说：“你不订就拉倒。”后来王瑞林找我谈：“你非要订半年就半年吧，艺术家嘛，反正也走不了。”果然我就呆了半年，每月拿薪水，有了钱了，1938年4月份就到了延安。

除去给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以外，我还演过几部戏，都不是主角。我演过史东山拍的《保卫我们的土地》、袁崇美导演的《热血忠魂》还有应云为导演的《八百壮士》。我在戏里也搞布景，也演戏，演了三个片子。这个时候，我也从事戏剧活动，演了《放下你的鞭子》，演街头剧，宣传抗日。

我真正干电影是在“七七”事变以后，从武汉电影制片厂做美工师这个时候开始，真正接触电影，对电影产生了兴趣。

过去我是电影的反对派，非常不赞成电影。觉得电影没有舞台戏好，舞台戏是艺术，很难搞；觉得拍电影很容易，电影用真布景，选到合适的布景就拍了，表演也很简单。那时不懂电影。

我到天云公司看袁牧之拍《生死同心》还有《迷途羔羊》，谢添在天云公司当明星，找我，说：“你来吧。”应云为也在天云公司，导演《生死同心》，他也说：“你来吧。”我说：“我要干舞台戏，不干这个。”

后来我到武汉，接触了电影，才理解了电影艺术。应该说，这只是才开始学习。可是很快我就到延安去了，没时间去搞电影。

参加抗战以后，我还是搞戏剧活动、搞宣传工作。那时在敌后演戏、演田庄剧，连舞台都不要了，在打麦场、街道里、村子里、院落里演戏，简单极了。其实那很接近电影，很真实。

这时候我跟张仃组织抗日艺术队，搞艺术宣传。当时抗日艺术队里人很多，艾青、田间都是我们队的，队里有很多搞戏剧、搞文学的。从武汉到西安，从西安到榆林，从榆林都分散了，走了许多弯路才到延安。当时虽然国共合作了，但矛盾很大。我们去延安，要是让国民党知道了，是要被抓的。

“革命虫”和棒子面

我到延安的时候，正是延安遭受日本人第一次大轰炸以后。延安大疏散，西北战地服务团（西战团）跟贺龙的一二○师过平汉路、同蒲路前往晋察冀，这时我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一起行军，走了一个多月。

我记得我参加“西战团”的当天晚上，行军到了青边，在青边搞群众晚会，我演了《放下你的鞭子》。我脱下自己的衣服，换上借来的老百姓衣服。衣服上有虱子，我也不管拿起来就穿上了。人家挺佩服我的，说：“你还不错，也不嫌脏，真是艺术家。”

抗日战争我长了六七年虱子。虱子多到什么程度？冬天穿棉衣，我们那时没有衬衣衬裤光身穿棉袄，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棉衣、棉裤翻过来挂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