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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机遇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众所周知，“讲话”发表后全中国掀起了经商热潮，宁夏文联也和其它党政机关团体一样忙着办“经济实体”。我认为作家要深入当前市场经济生活，最好的方式无过于亲自操办一个企业，就趁着这个潮流“下海”，创办了“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公司的基地在镇北堡，称为“镇北堡西部影城”。所以说，市场经济的大潮是第二个机遇，改变了我的命运。

然而，最重要的还是我个人的市场经济思想准备和在青少年时期读了些书，多少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长达22年劳改期间，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是不允许读书的。但读书成了我的习惯，尽管环境恶劣，稍有闲暇总要捧本书看。马克思的《资本论》就一直陪伴我渡过那段艰辛的日子。这部巨著不仅告诉我当时统治中国的极左路线绝对行不通，鼓励我无论如何要活下去，而且在我活到改革开放后让我能大致预见中国政治经济的走向。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就因提出“给资本主义平反”险些再一次受到批判，但中国后来的发展证明了我还是有一定前瞻性的（关于我对中国的认识请参考我的文学性政论散文《小说中国》）。创办和经营镇北堡西部影城，贯穿了我对市场经济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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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下海”（2）

一、有一定的前瞻性就敢于承担风险。刚开始，作为宁夏文联的主席，我是拿自己著作的外国译本的版税存单向银行贷款“下海”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在产权关系上还算是宁夏文联的“三产”。可是到1994年初，中央下文件指示所有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必须和下属的“三产”脱钩。这一“脱”，就把“责权利”全压到我头上。当时，西部影城正在投入阶段，不见丝毫效益，如果我不想承担风险也还有办法“解套”，但我还是毅然挑起这副担子。既然要“深入生活”那就“深入”到底吧。而“脱钩”以后，由于“责权利”分明，企业经营者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直接挂钩，就调动起我办企业的动力，也给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及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二、明确劳资关系。今天来讲明确劳资关系似乎多余，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民间经济刚起步时确有必要，尤其在经济较为滞后的西北地区。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最大的毛病就是“产权虚置”，名义上，管理者和工人都是企业的主人，实际上工人对企业毫无支配权，名义上的“主人”自然而然既懒散又无责任心。我首先对我的工人申明：你们是国家的主人但并不是企业的主人，“国家主人”体现在你能通过你选出的代表选出市长、省长直到国家主席，而我这个企业主是你不能选的。进了我的企业，请你在工作时间放弃个人自由，要绝对服从我和我任命的各级管理人员，要绝对服从企业依法制订出的各种规章制度，如有差错，就请你离开我的企业另谋出路。这样，西部影城一开始就建立了行之有效的管理系统。

三、把企业打造成“员工的第二家园”。明确了劳资关系，树立了管理的绝对权威，就必须使企业有较强的凝聚力，让雇佣的员工心甘情愿听你的指挥。还在西部影城初期的建设阶段，我就把员工的生活区、文化活动区、办公区及食堂尽可能地建成为宁夏企业当中最好的模式，尽管工作地点是一片荒凉的废墟。在宁夏旅游行业中，我给员工发放的工资按同级别、同工种、同学历、同等劳力的标准来说是最高的；凡进了我企业的员工，每人都有意外伤害保险，我个人保了雇主责任险，国家出台的劳动保障规定我必跟进，甚至走在前面。譬如：有个无驾照的农民工自己爬到拖拉机上开车摔死在工地，银川市安全部门认定属于交通事故，责任由他自负，但我不仅按交通事故抚恤金的城市人口标准，连保险赔偿在内一次性抚恤12万多元（我国交通事故的赔偿规定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标准不一样，城市人比农村人的命值钱，按农村人口，死者家属只能得3万多元），还每月给他母亲发放600元补贴，直到她寿终为止。企业对下属有人性化关怀，才能真正调动员工的劳动积极性；业主维护员工利益，员工就必须维护业主利益。

四、员工的再培训。我国当前的“应试教育”很难培养出企业需要的人才，不是“高分低能”就是“有能无德”，学校好像只管教书，不管育人似的。西部影城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旅游企业，是在“文化产业”这一概念还没有在中国出现的时候首先吃螃蟹的企业，而且地处偏僻的宁夏的偏僻的贺兰山脚下，合适的人才不愿到这里工作，愿来的又不适合，只能靠企业自己培养。现在，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