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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牛仔总统对伊拉克的设计是，以美国的军事占领，打造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民主国家。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詹姆斯·伍尔西指出，“这是一个改变阿拉伯世界面貌的黄金机会，就像我们二战后在德国所做的一切改变了中欧和东欧的面貌一样。”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他认为代价不算高。“85年前，当我们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时有8个或10个民主国家。现在有120个左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一半民主了；20多个非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也有一半是；我们有整个欧洲，除了白俄罗斯和短期内的部分巴尔干。如果你回顾这不到一世纪内发生的事，那么让阿拉伯世界和伊拉克移往同一方向，看上去就不是很可怕了……这是办得到的。”

自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美国开始全面主导中东事务，试图在这里建立一种“美国治下的和平”。为此，老布什和克林顿两届政府推行了一整套全面的中东政策。在阿以问题上，以1992年马德里中东和会为框架，美国大力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全面和解。在安全问题上，以美国的军事存在为核心，以与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的盟友关系为支柱，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中东安全体系。与此同时，对伊拉克和伊朗实行“双重遏制”政策。

然而，在阿以争端问题上，尽管包括总统、国务卿在内的高级官员在这里进行了上百次的穿梭访问，敦促阿以进行了十多轮的谈判，但总体来说进展十分有限。更为糟糕的是，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双方不仅没有实现和解，还再次陷入了几乎无法中止的“暴力循环”。在构建安全体系方面，美国与其阿拉伯盟友的分歧在不断扩大。例如，在沙特，民众反对美国军事存在的呼声不断提高，出现了针对美军的恐怖活动。在对待伊拉克的问题上，1998年，沙特、阿联酋、巴林等国拒绝为美国空袭伊拉克提供基地，海湾战争期间的反伊联盟出现了分裂。在对伊遏制问题上，尽管美国通过“禁飞区”、空中打击、武器核查以及对伊制裁试图推翻萨达姆，但是，萨达姆政权的寿命似乎比任何—届美国政府都长，它敌视美国的政策也没有任何改变。更让美国人气馁和“疑惑不解”的是，尽管美国在这一地区投入了庞大的政治、外交和经济资源，但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主要出自这一地区。可以这么说，“9·11”事件的发生从某种程度表明，冷战后美国的中东政策遭到了失败。

“9·11”之后，面对这种日益感到“夹生”的局面，美国开始进行全面的反思。许多保守派认为，按照美国的标准，实际上像沙特、埃及、叙利亚以及海湾的阿拉伯国家“不配”做美国的盟友，这些国家不是“专制、独裁”，就是“王权当道”，它们对内都实行“压制政策”。美国与这些国家结盟，实际上把这些政权与国内民众的矛盾转移到自己身上。而中东和平之所以不能取得进展，主要是这些阿拉伯国家从中作梗，因为这些政权“害怕”一旦阿以实现和解，他们就失去了转移日益激化的国内矛盾的渠道。同时，这些国家利用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屡屡对美国在这里的政策加以羁绊。而更为严重的是，其中的一些国家已经成为“恐怖之源”，“基地”组织的成员不是沙特人，就是埃及人，他们的经费也主要来自这样一些国家。为此，美国在这里“最好”的选择应当是，重起灶，另开张，将这种“夹生”的局面推倒重来，运用自己的实力另建一套“新秩序”。而对伊动武可以说是这一战略构想的枢纽。

不论从战略地位、面积、人口和资源上看，伊拉克都是中东地区举足轻重的国家。如果能够拔掉萨达姆这个“钉子”，不仅能够消灭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一个主要敌人，而且能够通过战后重建以美国自己的方式全面塑造一个“新的”、“民主的”伊拉克。这样一个伊拉克可以成为美国在这一地区新的战略支点，发挥辐射作用，推动整个地区的政治变革，进而达到全面改造中东的目的。正如美国的一位保守派思想家所说的那样，“推翻萨达姆是为建立民主而战。过去美国通过对德国、日本的占领，出色地使民主在那里扎下了根。现在美国同样可以这样做。只有推翻萨达姆政权，阿拉伯世界才有可能建立民主制度，处于沙特、约旦、埃及等专制政权下的阿拉伯世界才可能点燃希望的火种。只要美国的决心不变，中东那些机会主义者就会与美国合作。美国要在整个中东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建立民主，这是美国作为自由帝国的义务，美国要建立世界新秩序。”

事实上，在“9·11”事件后不久，美国政府内部就开始了这一酝酿，认为这才是在中东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治本之策。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