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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三大口号，一是‘活的文学’，就是真正用白话文做工具。我曾反省过自己，觉得中国的士大夫有很深的贵族习气。虽然我们也提倡白话文，但只把它当作开通民智的工具。骨子里仍不承认其为文学，私下交流和正式场合仍做文言的古文、骄文和律诗。好像把社会分作了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这种态度现在终于改变二是‘真的文学’，就是提倡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曾激烈地抨击旧文学里那种粉饰现实，团圆迷信的说谎文学。呼吁新文学要描写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人农民，人力车夫和他们的痛苦情形。还自己动手翻译小说、戏剧，竭力主张引进西方文学这帖救国的良药。三是我的同事周作人教授最近又提出‘人的文学’，就是要以人道主义为根本的内容，想造就出一批中国的‘娜拉’。至于政治这个话题，实在不敢恭维，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我是一位留学美国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没有出现一个好政府之前，我回国后曾宣称‘二十年不谈政治。’今天，再郑重重申这个口号。因为在中国从来连人权的意识都没有，从政的文人只要有独立见解最终全没有好下场。所以，就算中国将来出现了好人政府，我胡适的政治理想也无非是做一名‘独立’的诤臣！”

陈独秀惊愕得瞪直了眼睛，在座的人都被这位年仅二十七岁的学者那种卓尔不群的气势震住

杜伯斯古的蓝眼睛发出了兴奋的波光，他激动地站起身，踱到窗前。初夏的风拂起了他金黄的长发，也令他神思飘逸，感慨万千。他突然又转过身子，像青年人一样捏紧双手摇晃了几下：

“这是我在中国，不，在整个东方，听到的最有震撼力的见解。这使我想起了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想起了老托尔斯泰在漫天风雪中出走时的感人情景。在那个‘白银时代’里，活跃着一大群充满人道主义理想的自由知识分子。我以前一直顽固地认为，中国是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正像你们《新青年》中一篇文章说的那样，中国历代的文人，不是做统治者的‘帮凶’，就是做‘帮闲’。我从此真正认识了北大，认识了中国的思想界。尊敬的蔡先生，不知您有何感想”

蔡元培还在回味刚才的精辟议论，觉得这是对他们共同走过的这段不平凡经历的一次回顾。他终于面色舒缓地抬起了头，感慨地说：

“我不但非常钦佩二位的见解，还认为他们的主张并不矛盾。因为破坏和建设，始终是我们发动新文化运动，包括整治北大的两大内容。至于谈到对时局的看法，说实话我非常悲哀，但决不退却。我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就觉得自己不是政治家，充其量最多也只能是一位书生型的革命家。所以我最终选择了北大，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令我惭愧的是，我对中山先生的理想和处境非常理解和同情，却不能像当年那样给他直接的帮助。中山先生也好像很体谅我的处境，虽然彼此常有书信往来，却从来没有布置我做这做那。我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从培育新道德。新文化、新思想上，为将来那场伟大的政治革命提供人才和精神上的援助。尊敬的杜伯斯古先生，一想到这里，我又为自己的无能而惭愧呢！”

8

、在老北京，人们习惯把京城西郊的群山称之为西山。在那青山绿水间，处处可见古庙胜迹，景色以清幽见长。一年四季，山色变幻莫测。秋天这里是赏玩红叶的好去处，而一到冬日，积雪凝素，又有了燕京八景之一的“西山雾雪”之美名。

暑假里，满山绿荫间，隐约可见一支打着“北大西山旅行队”旗号的队伍在山峦间闪烁。前不久，蔡元培曾提议北京的六所大学一齐筹款，想在此处建造一座可供师生度假的“西山精舍”。今天，他按捺不住先组织了这次活动。让那些整天埋头书海面壁苦读的学子们，如放归的群鸟呼吸起大自然里的活气。

对这次活动，他与李辛白可是精心筹划了很久。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旅游，师生们借宿在西山卧佛寺的僧舍里，既可通过集体生活融洽感情，交流思想，还安排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活动，像今天一早，旅行队先来西山峡谷参观了摩崖刻石，然后集体围坐成一圈，听蔡校长在习习清风中给大家讲话。

蔡元培今天一反惯例，没有作长篇大论。他显得很轻松地朝同学们摆摆手，嘴角溜出一丝挺神秘的笑容：

“同学们！大家平时虽同在一校，但彼此并不十分相识。就算相识，也并不一定知道对方的家境。阅历和志向。这次进山，我亲自撰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