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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仲甫的诗，沈二的字，数百年后传给子孙，可能还是件宝物呢。”

是夜，范文澜在日记上写下如下印象——

《新青年》同仁提倡白话文，却用文言文写作；

钱玄同见长兄要行跪拜之礼，却是当今中国最激进，最清醒之人；

沈尹默当初字极俗入骨，如今仍字外无字；

陈仲甫革命低潮时诗极好，如今只写政论文，且文风霸悍。

他将日记拿给傅斯年看，众人都觉得好笑。

当时这四号宿舍，除傅斯年和顾颉刚外，还有两位怪人。一位是狄君武，当时名福鼎，是个专心研究词章的，有时唱唱昆曲，不大关心政治。另一位信佛，叫周烈业，整日阿弥陀佛地钻研佛经，一心想去名山古刹做方丈。傅斯年鬼点子多，眨眨眼睛说：

“我看还可以加上一条，蔡孑民中西合壁，满脑子办学新思想，却是位好好先生，很容易被人左右。”

众人听了一阵哄笑，傅斯年却正色道：“我今后真要给蔡先生提个建议，一是北大应办份日报，把每天的事公布于众，让大家都来关心学校。二是有可能的话，让我们学生也来办份刊物。北大历来有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风气，法国的大学就很重视培根的‘集团研究’。”

范文澜觉得他说得句句在理，很是佩服，便充满自信地说：“凭蔡先生的胸襟和气局，一定会答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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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上空，悬一轮硕大的白月亮。恍如那灵性的上苍，用慈悲之眼，俯视着无数仰天浩叹者的心事。

蔡元培正伏案在给吴稚晖写信。银色的月辉，洒满了信笺。他仿佛又回到了巴黎，在午夜的咖啡馆，在寂静的乡间小道，与老友娓娓交谈心中之隐。

写着写着，他无奈地搁下笔。只觉得那颗焦虑的心正满渗出惆怅。来北大已近半月，整日地杂务缠身，许多想办的正事却一筹莫展。他并不是没有思路，又强打精神继续写道：

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

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

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

风。近日北大前任学监主任张君坚欲辞职，意欲请先生惠然肯来，屈就

此职。校中本有言语学概论一科，每周三时，无人担任，并欲请先生主讲，

兼可于国音统一之义同时研究，渐组织一言语学研究所《文科本有言语学

一门》，傥亦先生所许可与

“敬恒兄真能来”

他恺然地望着窗外的月亮，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吴稚晖长他三岁，为江苏常州人氏，他们可是多年的挚友。记得最早认识他还是在本世纪初叶的日本，蔡元培第一次抵达东京，就碰上了吴稚晖率领的留日自费生与清驻日公使蔡钧的冲突。蔡钧怕他是革命党，拒不保送他们入成城陆军学堂。火冒三丈的吴稚晖就带着二十六人到公使馆请愿，蔡钩也不是等闲之辈，先勾结日本警察厅出动警力弹压，后又请日方将他驱逐出境。孙中山怕日方在海上将他交给清廷发生意外，便请蔡元培设法相送。他毅然中止游历，承担起护送之责。

以后，他们相濡以沫地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在南洋公学退学风潮中他顶着压力创办爱国学社时，吴稚晖毅然出任学监，并在此时认识了心存大志的李石曾。当《苏报》案中章太炎怀疑因吴稚晖告密，害他和邹容锒挡入狱时，又是蔡元培挺身而出为其辩白，维护了老友的声誉。他是在1907年去德国的，在漫长的留学生涯中，他和吴稚晖、李石曾可为志同道合的密友。他们曾一起和张继创办《新世纪周刊》，竭力推崇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当武昌起义胜利的喜讯传到莱比锡大学时，蔡元培又频繁地与客居伦敦的吴稚晖通信，分析袁世凯复出后的种种危险，并亲自给中山先生写信，建议在德国购买最先进的火炮装备革命党人。

辛亥革命胜利归国后，又一起和汪精卫、张继等鼓吹“八不主义”，组织了“进德会”。在“二次革命”中，又商议创办了《公论》报，撰文讨袁。直至前年，他们还共同在法国倡导过勤工俭学。并在去年与法国教育界的社会名流欧乐等成立了华法教育会，他自己亲自出任中方会长。

“敬恒见真能来北大”

他又在心底喃喃自问，如吴稚晖真能来北大他将如虎添翼。几天来，汤尔和、沈尹默、马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