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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社会调查（……），

婚姻，家庭，妇女，儿童等问题，社会病态学中犯罪学部分，……研

究这些问题，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也还是有用的”。

这一看法，当时遭到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的批驳，认为是：“企图打倒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面战斗旗帜，以便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复辟，为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复辟，铺平道路”。这一公案直到28年以后才得以平反。1979年3月，有60余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参加的座谈会，就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不需要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以及研究社会问题是否就会给社会主义抹黑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大会一致认为，“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并且用一种非常粗暴的方法来禁止这门科学在中国发展、存在、传授，这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并没有，也不企图代替关于社会的各方面现象的具体研究”，“社会生活里的问题并不因为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社会主义，生活就变成了由有问题的社会到了一个无问题的社会。……照样有它的问题，还有劳动问题、人口、文化、道德、民俗、民族、妇女、青年、儿童、老年、城市、农村、职业分工等等问题”219。如果当年不把这种看法当成“资产阶级复辟”的政治问题一棍子打死，我们对社会学的正确认识和态度会迟到28年吗？

事例之三：陈振汉、巫宝三等6位经济学家发表的《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220，更是直接触犯某些“禁区”。他们说：

“我们的财经政策和设施，不少是盲目地搬用苏联成例，……并

未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也不知道有什么规律可资遵循”。

“我们目前的经济科学还是停滞在相当幼稚的阶段，除了教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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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8）

搬运苏联的教科书的一些东西以外，就是一些现行制度的描述，因而

也还不能起指导实践的作用”。

“如何对待经典著作问题：现在的风气是经典著作上的一字一句

都是金科玉律，只能引证训诂，逐字逐句转述背诵，甚至连手民排校

的错误或翻译上的错误、诘屈聱牙的译文也神而敬之的在那里体会

‘精神实质’”。

“许多经典著作写作于百年以前，对于百年来的事物只能预见

其大，不能洞烛几微，只能预见趋势，不能卜年月时地，十月革命爆

发于工业落后的俄罗斯不就是显例吗？而且马克思的许多著作都是出

版于身后，又怎能保其每字每句都是珠玉呢？然而在我们这里多少年

来又有谁敢公开提出关于‘绝对贫困论’的怀疑？”

“资产阶级经济学所用的一些方法，是否也可以用来替社会主义

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呢？”

陈振汉等人的意见，涉及到“指导思想”和“学习苏联”的基本政策，也涉及现行的经济制度，自然遭到一片反击声。如说他们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大肆攻击”，他们的话“毫无事实根据”，“只是一种无耻的污蔑”，是“主张‘竞争平衡论’来宣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是“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对照前些年“实践标准”的讨论和“姓资姓社”的争论，陈振汉等人的意见，不是整整朝前了几十年吗。社会科学存在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它的朝前性，因为“朝前”，才对人们的社会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然而，也正因为“朝前”，往往触犯某些现行的神圣的“禁区”，容易遭遇孤立，容易受到指正非难和打击。这一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确实值得引起人们的深思。

百家争鸣中还有些意见，更是直接涉及“政治禁区”，如我看过一本《右派论点选辑》，其中就有“高度集权是危险的”，我们存在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共产党不是依据经济规律领导国家建设”，“党员的特权思想颇为严重”，“民主是目的，不是手段，或不仅是手段”，“我国目前选举方式不民主”，“全民的财产虽然也有我一份，但却是被冻结了的财产，没有充分的民主制度使我失去支配它的主权”，“已经发表的材料得不出胡风是反革命分子的结论”，“领导者的话被奉为‘经典’……万一领导者错了，群众也只能把经典教条式的歌颂，并贯彻到行动中去。如斯大林的一个公式，随着阶级的消灭，阶级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