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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段都可以掌握的。其实，人的大发明、大学问、大艺术，较之理性，更与灵性有关，所谓“灵机一动”，绝非笑谈。那么对于青少年尤其娃娃，哪个更珍贵呢？为什么不让一颗刚出土的小苗苗去尽情吸纳植根于本土自然的母语芬芳中文雨露呢？

我总怀疑——也许我心术不正——美国佬英国佬有个大大的阴谋，即用烦不胜烦的英文耗掉我们有限的脑浆扼杀我们万能的灵性从而把我们变成白痴。当我们捧着英文课本抓耳挠腮心力交瘁的时候，他们以逸待劳灵机一动地鼓捣点什么发明从而一个又一个把诺贝尔奖捧走——　一个就一百万美元！名利双收，皆大欢喜。

当然，我并不反对花力气学好外文。但有几点提请注意：（　1　）说什么比怎么说更重要。若无实质性内容，就算讲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或标准的东京腔，那也无非多一个喋喋不休的假洋鬼子罢了；（　2　）及早发现自己的弱项和强项。口语这东西也多少与天赋有关，并非只要勤学苦练人人都能口若悬河语惊四座；（　3　）从小学外文未必有多大优势；（　4　）恕我重复，务必关爱中文。尤其人文领域，没有中文根基，外文迟早营养不良，难成大器，信不信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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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遭遇

忽然时来运转，居然接得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签署的“北京论坛”请柬，得以去人民大会堂风光了一回。原以为自己既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看情形又不大有希望成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今生今世怕是进不了人民大会堂了。岂料，这次不但进人民大会堂听了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赞美中国的讲演，还进国宴厅看着精彩文艺表演饱饱吃了一顿龙虾鱼翅等丰美海鲜，晚间下榻的又是同样堂而皇之的北京饭店。尤其“可歌可泣”的是自己分文没花。于是顿生感慨：纵然草民如我，偶尔也还是有一两桩美事掉到自己头上的。人世间不尽是凄风苦雨，也有丽日蓝天。

不过回想起来，那期间尴尬事也并非没有。这里只坦白一件：英语遭遇。非我自吹，国内的国际学术会议我没少光顾，但好多时候洋人寥若晨星。国际会议云云，纵非徒有虚名，也是言过其实。而人家北大到底能量非凡，登高一呼，山鸣谷应，四百人会议，洋人呼啦啦占了不止2/3，单单欧美大学校长就有三十几位。余下的1/3中国人中的2/3又是北京本地人不驻会，所以报到当天晚宴上几乎清一色洋人。洋人个个人高马大，龙行虎步，顾盼自雄。置身其间，不止矮人三分。若论智商，未必屈居其下，或在其上亦未可知。但比个头，只能自叹弗如。更可恼的是自己的英语开不了口，而他们又叽里呱啦满口英语。索性找个角落独自闷头吞食倒也不失为一计，却又觉得有欠品位。四顾茫然，进退失据，恰如单枪匹马冲入敌阵，但闻杀声震天，苦苦突围不得。最后好歹觅得一位相识的日本教授，用日语攀谈起来——所幸自己还会几句蹩脚的日语。

翌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式，赖有同声传译，会上自是不成问题。但晚间正式宴会，尴尬又来了。我旁边不幸坐一位缅甸人，仰光大学的教授，自小生活在英语环境，英语一泻千里。见我英语实在不灵，便笨拙地道出“你好”等几个中文词。后来经那位日本教授翻译，得知他老婆是祖籍福建的中国人。看得出，此人对我——或者说中国人——相当友好，又是拉我照相，又是送小礼物。会后几次碰见都满面笑容地“哈啰”。我发言之后他愈发热情，一副急切切想说什么的样子。作为我又何尝不想和他一吐为快！然而我不会英语，他不会中文，面面相觑，坐失良机，不免心中怅然。暗自思忖倘若研究生三年玩命操练口语，此时断不至于因这英语遭遇尴尬。

尴尬之余，我陡然发觉有什么不对头。此次大会用语为中文和英文，地点在中国北京，主办方乃北大诸公——我讲中文岂非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何懊恼之有，何尴尬之有，何怅然之有！若地点改在华盛顿，美国人会因为与会者大部分叽里呱啦讲中文自己不会讲而有如此遭遇吗？此次大会的主题是从全球化角度讨论“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而全球化绝不意味英语化，和谐绝不意味和西方套近乎，共同也不意味事事非同洋人接轨不可。很显然，是自己感觉错位了！

可是事情好像又没这么简单。说到底，我的这种感觉错位无非是多年来有意无意对英语霸权地位的默许以至主动屈从的结果，而且似乎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感觉。换言之，讲什么语言并不单单是话语问题。第一，影响人的心理。试想，操一口娘胎里带来的英语纵横天下的美国佬英国佬在心理上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