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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的大名都是在巴黎闯出来。他们设计出来的式样都属于巴黎时装。

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发展，从巴黎到纽约（2）

那美国呢？美国这个时候的时装就和艺术一样，仰望巴黎。十九世纪的美国，大财阀的太太小姐们发现了Worth搞出来的巴黎时装，每年悠闲地乘轮船前往欧洲，去巴黎置装。小财阀们则去专卖欧洲舶来品的商店买巴黎来的仿制品。经济再差一点的则找个不错的裁缝为她们抄袭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的巴黎式样。但绝大多数的一般人则都是自己在家里做衣服穿，后来才又从商店或邮购公司（如Sears）买一般性的成衣。这时美国已追随英国走上了工业化，缝纫机的发明和大批生产使美国一般大众的服装越来越民主化。但是像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等大都市上流社会的妇女们的眼睛里则仍只有一个巴黎。即使到了一次大战前夕，当高级时装杂志Vogue举办一次以美国新式样为主题的时装表演的时候，不但没有列出美国时装设计家的名字，介绍自己人，而且还不得不在说明书上公开表示“必须再度肯定美国对巴黎的信仰和依赖”。

这种情况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才改变。巴黎与外界完全断绝了来往。虽然巴黎时装界因“巴黎时装企业联合会”在一九三六年再次改组，使它变成为今天既是工会，又是专业协会，又是宣传机构的综合性组织，而协助设计家和时装行业熬过了德军的占领，但是却无法使巴黎继续作为美国时装的灵感和领导。尽管自三十年代以来，东部纽约和西部好莱坞一直有不少杰出的美国时装设计家，但没有人严肃地对待他们，名字更很少见报。现在巴黎没有了。于是这批设计家们开始作出了精彩的贡献、惊人的表现。一九四一年，纽约的Lord　and　Taylor百货公司才又举办了一次时装表演，邀请了大众和新闻界。这次才公开捧自己人，而且捧红了好几位美国本土时装设计家，其中最出名的是Claire　McCardell。大约与此同时，重点放在自由、娱乐、户外、运动的南加州年轻设计家们更在便装上，一再创新，搞出来更能代表美国味儿的“加州式”Sports�wear（这个英文字在这里不应翻成体育装或运动装，而是便装）。换句话说，美国时装开始出头了。

可是巴黎究竟做了一百年的时装领导，二次大战也难于冲倒她的地位。于是德国投降不久，巴黎又恢复了她作为时装中心的席位。把情况扭转过来的也正是在巴黎时装界，以及整个西方世界服装界搞了一次时装大革命（或反革命）的领袖，一个法国时装设计家，Christian　Dior。

一九四七年二月，巴黎同时出现了一个新“屋”（Maison　Dior）和一个新式样（The　New　Look）。去参观的人发现穿在模特儿身上的时装，一反战时的简朴式样。她们穿的是溜肩膀、微微垫胸、紧腰身、宽裙、裙边一直落到离地十英寸的女装。啊！又复古了，又保守了，又女性化了，而且把自Poiret开始、花了四十多年工夫才逐渐发展出来的那种没有腰身的式样一下子给打垮了。最妙的是一开始，几乎所有时装杂志都在骂这个New　Look。英国的“时装设计家协会”甚而要求政府下令抵制这个新式样。各地政界妇女则说这个反动的新式样等于把妇女几十年来争取到的权利都报销了，妇女又变成为“女人”。然而更妙的是，只有一般中产妇女不骂。非但不骂，她们反而不顾任何权威的反对，热烈拥抱这个异常女性的新式样。每个妇女都想尽办法存钱（而英国因战后几年仍在实行节约配给，所以英国妇女还要存布票）来拥有一件Dior新时装。在战时受尽苦难的妇女们大概都希望趁自己还没有老以前再年轻一次，再吸引人、诱人一下。这个式样一直流行了十年，一直到Balenciaga在一九五六年，Dior去世前一年，推出了更女性化的设计，Chemise，才将这个式样取代。

但中产阶级无力抗拒，或不愿抗拒这个潮流并不表示没有人在反抗。要说明这一点可能需要回头看一下历史，寻找一个线索。早在十九世纪初期，近代“现实的”布尔乔亚和“创造的”艺术家们之间，不仅在意识形态人生观上，而且在服装上，而尤其在服装上，就戏剧化地发生了冲突。商人资本家的打扮是高贵、华丽、规矩，其代表人物是贵族和富有的布尔乔亚的时装设计家，Beau　Brummell，今日“市侩”形象的始祖。另一个极端，诗人艺术家则以拜伦（Byron）为代表，打扮的特色是风流、潇洒、反叛、艺术浪漫派形象的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