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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待遇”，可我当年还是常在他们面前喊不公平，说他们偏心，我做得是有些过分，还好没有人跟我一般见识。他们很少看我到底在写些什么，不看就好看了我肯定挨骂说不定还挨打。爸妈都上过学，所认的字也许还是村里最多的，父亲还会解初中的数学题呢，现在可能忘得都差不多了。当年我最担心的就是他老人家的那双“法眼”。

同学之间是应该互相帮助，我信了陈老师的话，于是我把自己写日记的“妙方”告诉了青松。青松是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加上幼儿园那一年我俩在一起呆了七年，初中时还在同一所中学混过两年，真正意义上的“老同学”。再后来他混进了社会的大课堂而我还在几十平方米的教室里呆着。之所以告诉他我写日记的方法是因为他经常为没有完成日记在班里被陈老师当众批评，这是陈老师布置的任务，我们不敢抗命。他听了我的好方法后“受益”了，我俩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其实当年我是想他和我一起放学回家，路上可以一起逗留，一起去捉秧田里的狡猾的黄鳝和泥鳅，然后放在另一户人家的田里面，体会一下“害人为乐”的感觉。后来青松给我说他的“写作手法”不同于我，他采取的是动画片式的“手法”，那样故事的情节会更长。我没有仿照他的做，我觉得还是“原创”的比较好。当年我们都为家里有电视机而自豪，更为每天能看上几十分钟的动画片且没有家长干涉而兴奋。还记得大力水手的菠菜，还记得他吃菠菜时的夸张表情……动画片式的手法确实比我那连续剧的法子秒，后来我不得不承认。

我们骗了父母骗了聪明的陈老师，我们高兴，逐渐感觉写日记不再是一项任务，而是一种“梦游”的状态。

当年写的日记内容十分单调，就写些当天吃的什么饭菜，在学校里上了哪些课，悄悄藏了同桌的文具以及我自编自导的好人好事，其它的所见所闻都被我抛在了笔外，像我和某某同学一起用弹弓打死了许大婆家一只鸭子或是悄悄拿父亲的打火机点燃了一大块干草坪，然后在火堆里又蹦又跳，这些我都尽量不提。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那些发黄被尘封了的日记本，翻看它们时都少不了还要露出几颗牙齿来。现在我知道自己当年为什么那样写，就是因为陈老师在每周三的下午要我们分成小组开展念日记的活动，有些事儿是不宜公开的，秘密，你也当过孩子，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当年陈老师这样做它的实际意义到底有多大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到了那天下午，只要我一拿出日记本和他们聚在一起，有同学就会说我们又要“吃饭”了，只要有这话那肯定是我在念日记了，那时我把家里能吃的能喝的都写完了还写了不能吃但想吃吃了又不想再吃的东西。念日记时我读的声音特大，生怕陈老师听不见，还朦胧的感觉我读得越大陈老师就越高兴，表示我是完成了任务的，听了他老人家的话。目的只有一个，还是讨老师的“喜欢”。但有几次他是高兴的走到了我的面前一下变脸说，小声些，你读那么大干什么。然后就是大家齐刷刷的看着我，我的脸一下子就不争气变红了。我从来就是个大嗓子，曾下过一段工夫试着让自己小声点，像我遇见的某些女孩子说话时那样，可最终还是没有改过来。

当年，我喜欢唱歌。只要是我认为好听的不管是歌词里爱得死去活来还是爱得让人窒息我都爱在村里唱，去学堂的路上唱，睡觉之前在地坝里对着夜空悬挂着的繁星唱，有些时候把嗓子都吼嘶哑。比如唱一个戴又黑又大的眼镜的人唱的那首《纤夫的爱》好像还有个女的陪着他唱，当年我一个人能唱两个人的歌，因为在班里找不到一个也喜欢唱歌的女孩子，唱得还不像他们那么吃力，那种感觉爽到顶了。现在我变了，不爱唱了声音也小了。不管怎样，陈老师让我们写日记并念日记的日子是很美，我也通常对我身边的朋友说。

最令我气愤的就是那个叫李兰的小姑娘，她竟然悄悄的拿我日记本去抄，她真的够卑鄙，现在不能这么说了。听爷爷说我们两家还有一定的“亲情”关系，她既然这么做了当年也就没有打算把自己的“好方法”告诉除青松以外的第二个人。李兰的这一举动被我发现了，准确的说是我的玩伴加邻居天武告诉我的，那时我的成绩不差还在班里有些显眼，放了学便可以回家，像天武李兰他们是经常被陈老师留在教室里继续背书做作业，有时我吃了午饭来学校了他们都还在读背个不停，这个时候陈老师通常坐在讲台上批改作业。从小学读到高中，我对教室后排的位置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现在都还有点眷恋，从上小学一年级就“悟”出了陈老师编排位置的“规律”，那就是成绩好的上“前线”中等的守住中间位置，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