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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否定了，说我们太土了。虽然大家觉得这是对我们兄弟感情的一种伤害，但她把西方商业社会成熟的合伙人之间处理纠纷的商业规则带进了万通。

功权和潘石屹接受了这样的思想，开始说服我。如果我坚持，可能还是分不了。但这时又出现第三个契机，那时我也去了一趟美国，见到在加州的周其仁。我们聊了一个通宵，他爱听故事，我就哇啦哇啦地说，我讲了我们的问题，他就讲了“退出机制”和“出价原则”，这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启发：不能用传统文化中的兄弟感情处理万通内部的矛盾，而要用商人的规则处理分家或者叫建立退出机制。

6个人中的3个接受了新的游戏规则，回国以后我提出，“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但我们的商人方式也不像现在经过精细评估，锱铢必较，只是做了大概的分割，还是抱有传统的兄弟情谊的一种方法。走的人把股份卖给没走的人，没走的人的股份是平均增加的，把手中的某些资产支付给走的人，这个模式延续下来，结果万通的股份都成我的了。这中间有个有意思的插曲，我们找的律师是美国留学回来的，叫田宇，我们6人的分家合同差不多都是他做的。最早走的3个人里，潘石屹找的律师叫张学兵，和田宇竟然是同学；其他两个连律师都没用；留下的3个人都用了田宇。3个人变两个人的时候，用的是田宇，两个人变我一人的时候还是用田宇。最早潘石屹发给我们律师函，指出不同意就起诉时，我和功权特别别扭，像传统中国人一样认为那叫“忒不给面子”。但越往后越成熟，最后我和功权分开时只请了田宇一人，连律师费都省了，一手交支票，一手签字。

当时分的过程中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大家都想快一点、利落一点，我说你们得忍耐，离婚的心理状态有3个阶段，3个阶段不走完办不了手续。第一阶段叫惊而怒，把火拱起来；第二阶段叫折磨，通过折磨互相泻火；第三阶段叫无奈无聊，开始办手续了。

当时有一些弹性条款，2006年才把最后一笔账结了，无论作为大哥还是朋友，我至少践守诺言了。

许多中国民营企业缺少这些外来的偶然性，他们没有接受商人文化的价值观念、游戏规则和操作方法，所以常常困守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找不到解决办法。传统文化中的江湖，确立组织内部的规则只有一个办法，即杀了大哥自己当大哥。万一杀不了大哥，那就只有内讧，像太平天国的“天京之变”。中国传统组织文化里没有按规则退出的智慧，这是一个悲剧。

“以商人方式退出”的游戏规则，促成了我们的组织进化，我们后来完全商业化了，公司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才进来。原来“6＋2”是排斥人才，内部游戏规则不清晰，没有是非标准，对干错的人没有处罚措施，后来这个组织死掉了，万通才活了过来。可惜许多民营企业恰恰就死在这个环节上。

史玉柱小传

改革开放30年中，失败者的选项很多，但失败后又能重新站起来的选择不多，我们能想到只有史玉柱。

尽管已经过去了10年，今天的史玉柱仍经常反思那场“著名的失败”，他说“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就是那段永远也无法忘记的刻骨铭心的经历。”他还说：“成功经验的总结多数是扭曲的，失败教训的总结才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死过一次”的经历，也一定在史玉柱的心里深处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平日里，史玉柱总是有几件物件不离手。一件是一个精巧的紫砂壶，上面刻有他的名字，他不时会捧起来喝上几口；另外就是香烟和打火机。

史玉柱自己说，当年有3000多篇文章总结巨人的失败——这是别人统计出来的，他迅速补充道——然后，所有人都认为巨人和史玉柱没有可能再成功，或者，至少没有想到史玉柱能够重新聚敛起骄人的财富。

史玉柱的人生充满了波澜起伏，他是先成为英雄，再成为异端。他曾经被视做青年人的偶像，随后则成为广受质疑的商人的代表，或者，劣质资本主义的创造者。如果我们仍然热衷于将三十年的中国同19世纪镀金年代的美国相比，史玉柱的对应物则肯定是臭名昭著的强盗大亨——无论是洛克菲勒还是卡内基。他是黑暗骑士，是拥有天分和强大能力的反派，是天然的被攻击目标，是显示我们拥有道德优越的例证。那些煽动人心的词语和义正严词的论证都在说明这一点。艾达？塔贝尔正是依靠攻击洛克菲勒的“邪恶”而成为“扒粪者”中的佼佼者。她小时候生活在产油区，父亲是被大石油生产商逼迫破产的小油田主。复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