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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熟朋友说：你们是要将大总统促居炉火。可以说怂恿帝制的人，很少是主张关系，大多数是为富贵利禄所驱，或是另有别图。其中最足使袁动心的因素，是日本强力主张改行帝制。这多少因素将袁毁了，但说到底，总不能不怨袁认识不够，判断不够。至袁氏帝制失败之主因，一则是违背了时代的潮流，激起愤怒的民气。一则是他的亲信诸老“怏怏非少主臣”，谁亦不愿再做袁克定的臣属。

二、媚袁固位　肆允袁氏称帝（6）

袁氏帝制运动期间，全国起义省份除山西之外均已消灭，山西成了旧军阀的眼中钉，报告袁氏山西必反，威吓之函电日有数起，劝导之来人联袂不绝，最后袁氏特派他的一个侄子常川驻晋，监视我的行动，及于帝制失败，始由太原离去。此人酷嗜赌博，日夜打牌，一反袁氏指赌博为“牧猪奴戏”之谕示，我曾打算令警察将其查扣送京，谷如墉、刘笃敬等几位乡老力劝我投鼠应该忌器，方始作罢。

在这段时期中，全国民军势力均被袁氏摧毁，为什么我未被罢黜呢？就我的了解：第一，当他的帝制运动开始的前夕，我的部队已被裁编至一个旅和两个独立团，全部不到七千人，而他的心腹巡按使金永的警备队已有十一个营，其力量足堪与我抗衡。第二，山西在他北洋军队四面包围之中，与东南沿海各省不同，不可能对他作恶意的反抗，只好善意劝告。第三，对我不罢黜，尚可以作一个保全民军省分的幌子，使不深知内情的人还认为他有兼容并蓄的度量。第四，使我们革命同志对我发生误解，以为我已放弃了革命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无益，徒足招损，故我始终一本中山先生所示以保持北方革命据点为重的原则，对袁氏虚与委蛇。四年九月，奉天上将军段芝贵领衔致袁请速正帝位电文中，列有我的名字，我未表反对。十二月袁封爵的命令中，封我为一等侯，我亦未曾辞爵。……

归纳上述阎锡山的自我解释，他之所以肆允袁氏称帝，有四种理由：一是在他看来，劝进袁氏称帝的人，“很少是主张关系”，而是“要将大总统促居炉火”，于是他也就顺手将袁往炉火上推了一把；二是他认为处在“北洋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反对袁世凯不独无益，反而会白白招致损失；三是他不公开反袁，是为了遵守和实行孙中山的指示，“沉默勿言，以保持北方之革命据点”；四是他的劝进种种，仅是“虚与委蛇”，佯作表面上的应付。

阎锡山早年*中的这些解释，虽然有些不无道理，但有些仅凭无法佐证的辩解，还不能令人信服。比如说遵守和实行孙中山的指示，那时与孙中山到底有多少往来，双方还有什么默契，至今仍无发现确凿证据。

静心而论，袁世凯复辟帝制，对阎锡山未必有什么好处，按阎锡山早年参加反清革命的初衷、经历和思想素养看，也不应该是复辟帝制的狂热主张者，然而，他又确实作出了一系列劝进的表示。细思之个中不乏韬晦之策。但是，说到他肆允袁世凯称帝的真正原因，恐怕主要还是为了保全自己对山西的长期统治。

以后他在议论到袁氏称帝失败时感慨说：“我事后想到一件事的因果关系，种下什么因，即要结什么果。袁世凯改行帝制有因，国人起而推翻帝制亦有因。辛亥革命推倒清朝统治，由于同盟会自身力量不够，借重了汉族疆吏力量，其结果即种下汉人皇帝之因。幸而中国文化是民本文化，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理深入人心，*很合乎民本的心理，故一经变君主为*，绝大多数的人谁亦不愿再倒退回君主的窠臼，以故袁氏称帝卒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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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特的政治统御　参与府院之争（1）

袁世凯帝制自为败亡后，由他一手把持的北洋军阀集团群龙无首，迅速分裂成为直、皖两大派系。直系以冯国璋为首（因冯是直隶河间人，故称直系），皖系以段祺瑞为首（因段是安徽合肥人，故称皖系）。直皖两系各自依恃不同的列强，直系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山，皖系以日本帝国主义做后台。此外，张作霖的奉系及其他地方军事头目，也拥兵自重，扩大地盘成为有权有势的地方军阀。从此中国出现了军阀纷争、内战频仍的混乱局面，北洋政府内部的政争也愈演愈烈。这种风云突起变幻无序的政治形势为善于左右逢源的阎锡山提供了崭露头角的舞台。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的实权逐步落到皖系首领段祺瑞手中。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其祖父曾是淮军首领，参与剿捻。段幼年随祖父读书，后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毕业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