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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生命的激活，不能想象一种脱离对生命的激活，脱离对生命激活的物质都是有害物质，各种有害气体，难道还少吗，要是大气层被破坏了，就会永远封闭人类的生命。一个充满噪音充满工业污染的城市，有害的物质同样不会自动消失。因为噪音、有害气体等各种污染，所以需要激活，激活被各种污染封闭的身体和心理。激活不仅是对于个人的，激活同样适用于家庭，个人的有效激活可以在家庭中完成也可以在社会里完成。我只是想通过自己激活自己，也就是个人的激活，来帮助激活家庭，让家庭有存在的理由，让家庭受到最低的污染。

家庭的作用，本来就是要帮助个人来激活的，这是激活的一部分生活激活。工作激活，属于劳动义务的一部分，一个人要建立新的家庭，等于就是和社会之间搭成了激活工作的协议，一个没有与社会搭成工作协议的个人激活，不属于善意的契约精神，善意的契约精神必然要包含激活工作的内容，劳动义务对于一个资本社会是如此重要，否则资本的定义就会受到破坏，资本定义受到破坏的情形，正好就是贫富过于悬殊的情形，在资本的定义不能完全推翻的时候，也就是没有替代原则产生的时候，仇富心理，往往是一个个人激活的冲动，这个冲动带有罪恶的心理源头，用宣扬仇富心理来破坏已经搭成的契约和协议来形成的资本，这是心理的罪恶正在形成而已。宣扬仇富心理，无助于建立工作激活，宣扬仇恨，对于家庭的稳定同样也是致命伤害，社会资本需要激活家庭，这本来就是资本形成以后的一个正常发展趋势，在这其中，贫富差距没有使人应该喜怒无常的理由，在人类最初罪恶产生的研究看来，人类任何无端的喜怒无常的理由都不充分。因为觉得不公平而要求民主，并不能用喜怒无常的方式来解决激活问题。在我看来社会资本激活工作的能力，本来就是一种民主的手段，个人与家庭缺少资本，不能作为形成仇富心理的根据，宣扬仇富心理，从没有根据的角度出发，就是一种无知而已。

有人用诗意的方式来表达仇富心理，这更加是一种变态！在表达激活工作的需要的时候，正好需要用善意的方式，这才是诗意的表达，把诗意建立在资本的基础上，这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把经商当作诗意，这也是极端主义。工作可以是诗意的，不管什么工作都具有诗意的可能，也包括经商在内。经商带来的资本在激活社会工作，也就是帮助就业上，是可以具有诗意的，仇富心理正好想破坏这样的诗意，一个具有破坏心理的人心里当然带着杀气，他或者她正在因为形成杀人动机，这是非常极端的行为。所以，仇富心理从本质来说，就是一种杀人动机，这个杀人动机是因为自己没有工作可能而产生的，要是带着这样的目的去经商，他（她）不会成为一个资本家，没有成为一个能够激活别人工作的契约资本方的可能。用破坏自己成为资本家的可能来表现自己的善意，本质就是一种变态，为了激活工作他（她）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很难想象他（她）这样具有诗意。

对于伦理来说，他（她）也处于下风，贫富差距的感受为什么在每一个人心里的感受并不一样？这是一种心理上的不平等还是一种社会生活上的不平等，需要区分开来，心理上的不平等，是因为他（她）对工作的渴望造成的，为了劳动义务而希望平等这是正常要求，生活上的不平等，不能因为心理上投射出来的不平等就感觉到情绪，喜怒无常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心理而不是生活。心理上的因为觉得不平等而喜怒无常，是需要依靠个人反省并降低伤害的，一个法制国家，就应该没有喜怒无常的生活，喜怒无常不是可以正常交流的一个心理。孔子的学问之所以曾经产生巨大的坏作用，就是因为伦理变成了过份交流，而伦理是不能过份交流的，需要在法制社会里自发地形成家庭而组成新的生活契约。

伦理为每一个人的心理而设定，每一个人心理的有知和无知通过自我激活来完成，社会用法制来维持着伦理的平等，激活工作还是激活生活，这是每一个平等的选择权力。有知的人害怕成为新的孔子，而无知的人盲目寻找新的孔子。无知的人在盲目的寻找过程里，有可能找到他的伦理，这就是用伦理来表达自己的艰难，这个艰难虽然不能超过社会给予的法制要求，但是可以认识到孔子那论语中无所不在的力量，这种力量成为激活的能力，首先是激活了他（她）自己，很难想象一个人在没有激活自己的情形下反而能够激活他人。

孝顺父母，必然是劳动义务里的一部分，为了个人而从事的义务劳动是不合理的，每一个人都有家庭，义务劳动都是为了完成孝顺家庭的责任而需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