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2/4 页)

决定其命运，现在就应该开始辩论。

作为战略资源的太空（1）

作为战略资源的太空

在国际舞台上，当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爆发冲突而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国家渴望冲突时，这就是所谓安全困境。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提出，当国家出于恐惧而采取行动时，其行动通常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不幸的是，根据杰维斯和其他人所描述的安全困境的所在以及怎样发生的条件，当前的太空形势已经达到了危急程度。相应地，国际太空参与者的行动，特别但不仅仅是美国和中国的行动，用安全困境分析的眼光衡量，便更容易理解了。

在杰维斯的研究中，国际互动模型仿照了卢梭的“猎鹿博弈模式”和经典的囚徒困境。在猎鹿模式中，有关参与方如果能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努力，便都能获益，因此应该动员他们向这一目标努力，而不是允许他们犯错，去追寻不怎么合意的目标，从而使有些参与者完全不能获益。然而在太空活动方面国际社会是否存在一个共同目标是值得怀疑的。“9·11”事件”后，五角大楼认定美国处于一种安全上的不确定状态，其安全有赖于她的能力和适应力。这种说法现在已无处不在。太空则是这场存亡之战中美国战斗力的首要来源。按照五角大楼的说法，太空是一种战略资源。但是，这种简略说法非常含糊。太空对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种战略资源，然而其含义却完全不同。在战略层面，太空资源是在军控核查和早期预警当中起作用。太空使远距离连接和搜集情报、改善教育、扩展医疗资源、增加就业、环境监控以及其他事项成为可能。这种能力对所有国家显然都具有战略价值。然而对于五角大楼而言，“战略”这个词越来越经常地等同于“军事”，太空资源则越发经常地被用于战术层面。

鉴于对如何界定所有国家的最佳利益并无单一而简易的解决办法，囚徒困境可能提供了一种较好的模式。在囚徒困境模式下，不和其他人合作，既有进攻性的动机，也有防御性的理由。美国目前在军事太空能力方面处于最强有力的地位。保持这一地位至关重要，这一点在现政府的政策中得到了反映，美国政府认为军控合作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其可能会限制美国在锻造或者使用太空军事能力方面的灵活度。此外，由于太空技术的双重用途特性所带来的特殊挑战，特别是诸如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卫星成像技术所具有的军事和民事通讯价值，美国更有理由拒绝与任何她认为是潜在威胁的国家开展合作。如果一个国家倾向于将另一个国家视作对手或者潜在对手，这种心态便会影响到对对方意图的判断。因此，中国的太空计划便成了美国特别感兴趣和关心的事情。

在安全困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方面，一个主要的变量是保护国家—在太空这个问题上，也就是保护国家的资源—的武器或者政策是否应该是完全防御性的。在太空资源问题上，形势加倍复杂，因为资源是不是一种武器非常难以界定。很大一部分太空资源被认为是具有双重用途的，既有军事价值也有民用功能。摄像卫星本身是中立的，其生成的图像是用于确定武器打击的目标还是用来监控农田决定了这个卫星到底是军用的还是民用的。技术上的模糊对定义双重用途技术以及确定何时以及如何控制这种技术方面存在的分歧具有重大影响。大多数世人认为通信卫星是一种传播信息、推广教育和促进民主的工具，但美国当前的政策却将之视为“敏感技术”，意味着这种技术具有军事价值。结果是，这种技术在出口方面和受控武器出口被归为一类。一旦所有的军民两用技术都被分门别类—假如做得到的话，那么就必须将某种军用技术是更接近于进攻性的还是更具防御意义的考虑进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作为战略资源的太空（2）

以另外一枚飞行中的导弹为目标的导弹（导弹防御）也可以用来瞄准轨道卫星。实际上，后者在技术上还更容易一些，这是因为卫星是环绕着已知的轨道飞行的或者是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并且是一个黑暗背景下的明亮物体，发现这样的目标要比发现一个移动目标容易。从技术角度来说，将导弹防御系统设想为一套进攻性的反卫星武器（ASAT）并不困难。杰维斯曾专门谈到了反弹道导弹技术：

“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之间存在差别的一个有利结果是，如果所有国家相对于军备竞赛而言，更支持维持现状，显然，达成的军控协定便会是禁止进攻性武器的协定。然而实际上这样的协定非常罕见—《华盛顿海军协定》（Washington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