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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媒体，有关太空政策的决策制定出来以前，就连在政府内部进行的分析和辩论也少得可怜。意识形态以及所谓武器化反正“无可避免”的调门儿压过了严谨的分析。兰德公司（RAND）分析员卡尔·穆勒（Karl　Mueller）称，所谓“无可避免”的假设是“基于鸡零狗碎的证据和逻辑，推论是如此流俗，以至于只适合电视上的脱口秀节目，而不能作为国家决策的基础”。事实是很重要的，不幸的是，实事求是现在可不合时宜。

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主席艾德·克兰尼（Ed　Crane）写到，布什总统没能对美国社会保险部门实施私有化的原因在于布什过于关注“偿付能力、转移成本、没有资本的信用以及偿还率等实际问题”。他建议白宫将社会保险部门私有化变成一项“情感事业”，这一做法能够使辩论偏离对数字和事实的苛刻审视。太空政策方面也很流行同样的战术。

美国公众在多大程度上会拒绝事实和科学？很明显，程度很大。但是，感性与激情本来就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讲求实际而且明智的实用主义也是，这才能将梦想变成现实。也许武器化的鼓吹者能够提供强大的证据，在这个国家开始从事太空武器化之前，他们应该这样做，而且，在美国走得更远之前，他们现在就必须这样做。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有选择的，而且应该选择最符合美国长期利益的方案。

似乎国会、媒体和公众就是不愿意知晓美国在空间政策上正在转入新方向，也许是因为他们在全球反恐战争、伊拉克、社会福利、健康食物以及其他一大堆强烈的公众关切方面已经疲于应对了。那场反恐战争在2006年被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定性为一场“长期战争”。此外，消费主义也难辞其咎—人们太胖，太兴高采烈，以至于没空去关心这些问题。太空武器是如此遥远，如此专业，如此难以设想，还是不去理会为好。也可能电影使得公众认为太空武器不过是小事一桩。无论如何，那些渴望太空武器化的人绝不仅仅是乐于见到公众继续置身事外，使鼓吹武器化的论调逃避审查，用军事行话来说，就是“在雷达下边飞行”。2005年5月《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篇文章说，太空武器化激起了媒体短暂的兴趣，不久以后，我受邀参加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NPR）的两档节目，就此话题进行辩论。据两个栏目的制作人说，他们谁都没能邀请到军方代表来电台澄清或者支持空军的立场。沉默固然是金，公众的兴趣亦如浮云。然而，只是引起公众注意的潜在可能便足以使白宫在新太空政策的内容上三缄其口，不再公然表示支持武器化，开始闪烁其词。

但是，对此必须进行讨论和辩论。我主张，太空武器至少在近期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我认为，美国政策和为落实这些政策而进行的项目投资的最终目标是，确定并实现美国真正的最佳利益。捍卫美国太空资源的其他方案根本没被思考过，不管采取怎样的方式去保卫美国的太空资源，公开辩论和公众讨论都是关键。正如沃尔特·罗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说的那样，“如果美国历史只留下一个清晰的教益的话，那便是广泛而自由的辩论是保卫美国人民的繁荣、前途、自由和安全的最佳方式”。如果支持某一论点的论据是坚实的，辩论就一定受到欢迎。通常只有那些最具意识形态和宗派色彩的论调才回避辩论，对异于己见的行动方案连想都不愿意想。美国应该表现得比这个更好些。此外，辩论也不应仅仅集中在太空的军事方面，也应该包括其他方面，如载人航天事业的未来。

由于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必须发挥全球战略领导作用，感谢上帝，美国采取行动的资格出类拔萃。美国不仅具备号令全球的军事实力，而且这种实力已经得到了验证。正如前总统里根所说的那样，美国是其他国家希望仿效的“山巅闪光之城”＇1＇。美国人登上月球是因为他们做得到，美国人敢为天下先。但是，现在美国却打算放弃里根总统勾画的领袖形象，包括在载人航天领域的领袖形象。显然，如此行事是要以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为代价的。

现在是美国全面检视她的太空未来的时候了，不能将问题缩窄到载人航天项目和军事航天项目上。建立和确保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对于其他的事情具有直接而至关重要的影响，太空作为一种战略资源是如此重要，不能听之任之、漠不关心或者让少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