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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我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记着个人恩怨’的”。

1936年10月正在日本的郭沫若闻讯鲁迅逝世的噩耗，当晚就写了悼念文章《民族的杰作》，后又连续写了《坠落了一个巨星》、《不灭的光辉》等文，给予鲁迅以高度的评价，旗帜鲜明地捍卫了鲁迅精神。同时也以此反省了自己的偏执。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郭沫若在辞世前一直没有承认当年化名攻击鲁迅的“杜荃”，就是他自己。其实这个悬案早就被学者们证实了，郭沫若如此回避，可能是不愿意在身后“玷污”他的晚年形象吧！

困顿之时得救助：沈从文与郁达夫

沈从文是湖南凤凰县人，从小就聪明顽皮，当年父亲在外当兵，他的顽皮给母亲带来不少的烦恼。小学毕业后，十四岁的沈从文就被母亲送到当地的军队当了兵。不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波及他所在的湘西，受到五四精神的洗礼，他决定离开军队，到北京寻求升学深造。

当时的北大吸收不注册的旁听生，沈从文就在北大听课。可是没有文凭找不到工作，他就报考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系，但因成绩太差没能如愿。为了生计，他只得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里，学习写作，决心闯入文坛，实现自己的抱负。然而，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青年来说，练笔之作往往是不被重视的。他非常苦恼，就在1924年11月给在京的几位知名作家分别写信，表述自己的苦恼和艰难处境。当时正在北大任教的创造社作家郁达夫读到了他的来信。就于11月13日冒着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到酉西会馆看望了他。屋子里没有生火，寒气刺骨，沈从文正在屋里裹着棉被写作。郁达夫见他冷得瑟瑟发抖，就将自己的毛围巾披在沈从文的肩上。郁达夫又问他吃过饭没有？沈从文很羞怯地告诉他，连早饭都还没有吃。于是郁达夫带他到餐馆吃了一顿饭，结账时将剩余的三块多钱还给了沈从文。

在郁达夫的鼓励下，沈从文于1924年12月22日出版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这篇散文诉说了一个文学青年的穷困和苦闷，写得十分动情，这是沈从文的处女作。接着他又相继在《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上发表作品，逐渐被文坛所接受，也同时改变了他的艰难处境。到1926年和1927年他已经将自己的作品结集为《鸭子》和《蜜柑》，由北新书局和新月书店出版。

恩恩怨怨的交往：陈独秀与刘师培

陈独秀是读者耳熟能详的人物，而对刘师培却不一定了解很多。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江苏仪征人。

陈独秀与刘师培相识于1903年，他们是一对难兄难弟，互相提携，又互不服气，因而他们间的恩恩怨怨几乎贯穿于他们十六年的交往之中。当年陈独秀与邹容在日本强行剪掉清朝学监姚煜的辫子，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回到家乡安庆后，又被人告密，受到官府通缉，只得仓促逃亡上海。几乎与此同时，刘师培参加会试落第，心中不满，满腹牢骚，慷慨陈词地揭露会试的弊端，官府视为大逆不道，要对他兴师问罪。刘师培闻讯流亡沪上。

在上海他们都先后与章士钊取得了联系，开始给章士钊主编的《苏报》和《国民日日报》写稿。刘师培将考场失意的情绪转而鼓吹排满革命，随即更名为“光汉”，以表示“光复汉族”的决心。《苏报》被查封后，他与蔡元培等共同发起成立“对俄同志会”，参与创办《俄事警闻》（后更名为《警钟日报》），目的是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这期间，陈独秀与刘师培都参与了这些报纸的撰稿和编辑工作。但他们相处时间不长，陈独秀想自己独立干一番事业，就到芜湖去创办《安徽俗话报》，离开了刘师培。他们各自编辑的《警钟日报》和《安徽俗话报》都以“抵御外侮，恢复国权”为办报宗旨，互相配合得珠联璧合，成为当时宣传革命的两个重镇。1904年秋，刘师培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第二年转入同盟会。不久，刘师培向蔡元培举荐了陈独秀，而陈独秀却希望有自己的山头，就回到芜湖成为“岳王会”的头目。

光复会和岳王会尽管有着不同的名称，但其奋斗目标一致，因而陈独秀与刘师培还是经常联系，互为交流的。这一年的11月19日，刘师培参与策划在上海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失利，他在上海难以立足，陈独秀便举荐刘师培化名金少甫到芜湖任教。这时陈独秀已在芜湖成立了暗杀组织。刘师培得知这个消息，很感兴趣，就以钦差大臣的架势，指手画脚，引起陈独秀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