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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的政治面貌曾长期被隐瞒。直到“*”后期，周恩来逝世前几个月，才由直接领导杨度的周恩来亲自将这一真相披露出来。周恩来指示上海《辞海》编辑部，将“杨度”条目中，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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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真挚光照日月：李大钊与周作人

李大钊与周作人是北京大学的同仁，他们是先后于1918年1月和1917年4月受聘于北大的。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周作人任文科教授，主讲欧洲文学史。

1916年底，随着陈独秀受聘于北大文科学长，他主编的《新青年》也迁到北大。1918年1月，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六人组成《新青年》编委会负责编辑出版工作，鲁迅、周作人都参加了编辑工作。当时，陈独秀公务很忙，李大钊在图书馆，整日坐班，周作人与《新青年》的联系，就去找李大钊。加之李大钊和蔼可亲，没有架子，周作人和其他的教师一样，很乐意与他接触。这样一来二去彼此间就很熟悉了。

当年他们还是志同道合的战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等一系列介绍俄国革命的文章。而此时的周作人也对俄国革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系列介绍俄国文学作品的文章，还准备到俄国去亲自领略一下俄国的革命。正是李大钊与周作人对俄国革命的共同关注，使得他们成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个人的友情也与日俱增。

1918年李大钊、周作人、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共同发起组建“工读互助团”，目的是“实行半工半读主义”，以期“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对这个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运动，周作人很感兴趣，积极地参加了工读互助团的活动。与此同时，周作人对日本的“新村主人”活动很欣赏，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有关新村的文章，并在北京筹划建立新村，也得到李大钊的支持。在这些活动中他们配合得很默契。

1919年7月李大钊发起建立少年中国学会，出版《少年中国》。在早期活动中，周作人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李大钊曾几次向周作人约稿，还请他为会员讲演两三次。

五四时期李大钊与周作人的思想有着共鸣之处，联系较多，关系较为密切。但在李大钊致力于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主义之后，于1920年3月在北大发起组织“*学说研究会”，工作十分繁忙，加之中国局势日渐紧张，周作人与李大钊的联系逐渐少了起来。这一时期，周作人在孔德学校教高中国文，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在这个学校就读。周作人就通过李葆华与李大钊联系。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等在苏联大使馆被捕。这一天正好周作人与他的同仁到海淀植树。李葆华等孔德学校的学生也一同前往。当他们得知李大钊被捕的消息，就将李葆华临时安置在沈士远（北大同仁沈尹默的兄长）的家里。两星期后由周作人将李葆华接到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后经沈尹默给李葆华更名为杨震，送往日本留学。

李大钊牺牲后，面对日本喉舌《顺天时报》对李大钊的诬蔑与诽谤，周作人挺身而出，接连发表了《偶感》、《日本人的好意》等文章予以迎头痛击。1933年，北平学界和*地下党发起公葬李大钊灵柩于万安公墓，周作人捐款20元，送花圈一个，奠礼10元，并参加了宣外下斜街的公祭活动。

1932年8月，李大钊家属因经济拮据，托周作人出售遗书，周作人当即给胡适写信，请胡适与北大校长蒋梦麟，商议此事，以便尽快了却此事。尽管当时未能办成，不过周作人的热心是让李大钊的家属很感激的。1933年春，李大钊故乡乐亭被日伪军强占，李大钊夫人赵纫兰来京避难，向周作人提及出版全集事，周作人立即于1933年4月致书曹聚仁，请他联系出版事宜。同年10月，负责收集李大钊遗作的李乐光（李大钊的侄子）被捕。幸好被捕前将李大钊的遗作，交给了李大钊长女李星华，李星华又转交周作人保存。1934年春，周作人将遗稿第一、二部分送给上海的曹聚仁，由鲁迅写了《〈守常全集〉题记》，于1939年4月北新书局出版，但出版后即遭当局查禁。而第三、四部分一直保存在周作人手中，直到解放以后，周作人之子周丰一亲手将这部分交给李乐光同志。经进一步编选，于1959年出版了《李大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