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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就参照他取个笔名。不料，聂绀弩一下子翻到了贾环，就自感有些唐突。贾环这个人物口碑不好，怎么能参照他来取名呢！正踌躇间，孟斯根说：“不妨事，贾环口碑不好，我比他还差上十倍，叫十环如何？”聂绀弩说：“既然这样，莫如换个字，叫‘孟十还’。”随后，孟十还就给鲁迅写信将自己的新笔名告诉给他。从此，孟十还的名字经常在各家报刊上出现，就成了大家公认，自己认可的名字了。

鲁迅对孟十还很重视，因为当时的《译文》是将译介俄苏文学作为重头戏的，很需要介绍俄苏文学名著和苏联文艺理论的文章，所以，在孟十还的译文发表后，他与鲁迅的联系逐渐多了起来。当时的孟十还还是个青年人，涉世不深，在译文选题上还摸不准时代的脉搏。鲁迅告诉他翻译作品的选题，要避免与别人重复，出版社是要盈利的，重复的译著不好卖，就不容易出版；还告诉他选题切忌“犯忌”。有些敏感的苏联作家容易犯忌，而选择那些俄罗斯的经典作家的作品则稳当些。受到鲁迅教导的启发，孟十还翻译了果戈理的《五月的夜》。当他将译稿给鲁迅看时，鲁迅非常激动。因为他早就想介绍果戈理的作品，现在有人翻译了，而且译文水平很好，于是就同孟十还商量准备翻译一套《果戈理选集》，纳入译文社与生活书店合作出版的《译文丛书》出版。经过协商，他们计划这部选集为六部，只有《死魂灵》由鲁迅翻译，其他五部由孟十还完成。在鲁迅抱病翻译《死魂灵》时，孟十还得知鲁迅正在搜集各种版本的插图，到处访求，后在一家小书店寻得，随即买了下来赠给鲁迅。这套选集因鲁迅病逝只完成了鲁迅译的《死魂灵》和孟十还译的《密尔格拉德》两部，后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为着同一的目标”：郭沫若与鲁迅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与郭沫若是一对耀眼的巨星，都对我国的现代文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这两个从未谋面的作家却有着很深的积怨，成为同道而不相谋的人。

其实，最初鲁迅与郭沫若并没有矛盾与纠葛。1920年10月，上海《时事时报》的“学灯”副刊出版的“*增刊”，刊登了四篇文章：第一篇是周作人译的日本小说，第二篇是鲁迅的散文《头发的故事》，第三篇是郭沫若的话剧《棠棣之花》（第一幕），第四篇是沈雁冰译的爱尔兰作家的独幕剧。对于这种编排，郭沫若很不以为然，当即就给“学灯”主编李石岑写信，提出创作犹如“处子”，翻译犹如“媒婆”，版面编排应该突出创作的地位。尽管郭沫若这是为自己的创作争地位，但在信中还是认为鲁迅的《头发的故事》“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这说明当时的郭沫若对鲁迅还是没有成见和芥蒂的。

1921年的1月和7月，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先后成立，分别打出了“文学为人生”和“提倡浪漫主义和艺术至上”的旗帜。对于这两个文学团体，鲁迅倾向于“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但对创造社的作家并没有个人恩怨。特别是北伐革命开始后，创造社的作家们纷纷投笔从戎，鲁迅对他们的新选择很是赞赏。当时鲁迅正在厦门大学任教，受到创造社作家的鼓舞，也想到广州“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向旧社会进攻”。当1927年1月鲁迅来到广州时，郭沫若已就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随军北上，失去了与鲁迅相见的机会。

1927年9月，鲁迅在给李霁野的信中谈到：“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迫压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信中谈到的对创造社的评价，其实也渗透着对郭沫若的看法，可见鲁迅是将革命后的创造社视为同一战线的战友的。

然而，出乎鲁迅的意料，1928年1月和2月，创造社的中坚分子冯乃超和李初梨先后在新创刊的《文化批判》上发表文章，以极左的面目攻击鲁迅是“小资产阶级作家”，“没有阶级的认识，也没有革命的情绪”，与此同时却大力宣扬郭沫若对倡导文学革命的功绩。接着成仿吾发表文章攻击鲁迅“以趣味为中心”，“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鲁迅就是根据他这句话，将自己的杂文集取名《三闲集》的。对于创造社的同仁以“革命”的名义清理文坛的举动，郭沫若是持支持态度的。他亡命日本后，化名“杜荃”发表了一篇题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的文章，攻击鲁迅是“封建余孽”，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

他们对鲁迅的围攻前后持续了一年之久，弄得上海文坛硝烟弥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