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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运动的，与北洋军阀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及其支持者陈源，进行了唇枪舌剑的斗争。而胡适则持折中、调和的态度，联合十几名北大教授，发表声明，对章士钊、陈源之流与学生爱国行动及其支持者，各打五十大板。周作人对此非常不满，当即写了《〈国魂〉之学匪观》及《忠厚的胡博士》等文章予以辩驳。

大革命失败以后的白色恐怖吓坏了周作人。他开始闭门读书，明哲保身，不问政治。胡适与他的关系又开始密切起来。1932年，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接受出版周作人的译作《希腊拟曲》，并付给他较高的稿酬，周作人知道这是胡适的关照，是心存感激的。

七七事变之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离开沦陷区，而周作人却留在北平，后经不起权势的引诱走上叛逆之路。

他们都喜欢拜伦的诗：鲁迅与苏曼殊

鲁迅与苏曼殊的交往缘起于创办《新生》杂志。1906年鲁迅弃医从文之后，开始了文学活动。他从仙台来到东京，打算创办一个杂志，取名《新生》，意为“新的生命”。为了筹办杂志，鲁迅想约集几位熟悉文字和绘画的人。

当时苏曼殊因为在国内参与反清活动遭到通缉，逃往日本，住在章太炎办的《民报》报馆内，章太炎和陶成章就举荐苏曼殊与鲁迅相识。苏曼殊擅长绘画、诗文和翻译，正是鲁迅办杂志需要的人才。他们一见如故，谈话投缘，就共同着手《新生》的筹备工作。苏曼殊为《新生》绘制了几幅绘画，但遗憾的是，由于资金不到位，编辑好的创刊号却不能出版。鲁迅只好将他与苏曼殊为《新生》所准备的文章和图画，推荐给同盟会河南分会创办的《河南》杂志上。像鲁迅的《人间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以及苏曼殊的几幅水墨画都是在1907年到1908年的《河南》杂志上陆续刊出的。

鲁迅与苏曼殊的友谊，还与英国诗人拜伦有关。苏曼殊是我国第一位翻译介绍拜伦诗作的人，他曾用古体诗形式翻译过拜伦的《星耶峰耶俱无生》、《赞大海》、《去国行》、《哀希腊》、《答美人赠束发带诗》等诗作。鲁迅对拜伦也是很喜欢的。他在1907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中，就热情地讴歌了“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西方诗人，尤其是对拜伦的生平与创作介绍得更为详细。鲁迅敬仰拜伦，认为他的诗“力足振人，语有深趣”，对本国的思想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也寄望能对中国读者产生影响。这一点正与苏曼殊喜欢、译介拜伦的诗是不约而同的。这种共同的文学旨趣，使鲁迅与苏曼殊的思想感情越发接近，他在为文时曾几次提到苏曼殊，给予他很好的评价。

对于苏曼殊的文学创作，鲁迅一直很关注。1935年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作的序言中，在总结“五四”前的文言小说创作成就时，鲁迅首先提到的代表性的作家就是苏曼殊。

1918年5月苏曼殊病逝于上海，终年35岁。十年后，在苏曼殊的墓碑前，有人冒名鲁迅题写了一首很拙劣的悼念苏曼殊的诗，鲁迅得知非常生气，马上写了《在上海的鲁迅启事》一文，揭穿骗局，说明真相。在这篇短文中，鲁迅称比自己小三岁的苏曼殊为“曼殊师”。并特意指出诗中的“待到它年随公去”，是自己“梦里都没有想到过”的。这就反映出鲁迅尊敬苏曼殊，他们间也有着很好的友谊，但是鲁迅对苏曼殊的“畸言怪行”和*不羁并不认同。

共同耕耘俄苏文学：鲁迅与孟十还

孟十还，辽宁人。原名孟显直，因崇拜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和普希金，曾用过笔名孟斯根（普希金旧译普式庚，“庚”与“根”音似）。从1920年代就在沈阳的《盛京时报》发表诗歌，后留学苏联。1949年定居台湾，担任郑成功大学东方语言系主任。

他的“孟十还”名字还与鲁迅有过一段渊源呢！

1932年孟十还从苏联回国后，来到上海，开始以“孟斯根”为笔名，发表了很多篇介绍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的文章和译文，还在《论语》、《人世间》等杂志上发表过很多散文小品。1934年鲁迅发起创办的《译文》创刊后，孟十还向《译文》投了一篇苏联作家左琴科的《我怎样写作》的译稿。负责编辑《译文》的黎烈文觉得这篇译文的署名“孟斯根”，多次在林语堂主编的《论语》等刊物上出现，就跟鲁迅提出是否能请译者换个笔名发表。鲁迅允诺后，就委托孟斯根的朋友聂绀弩同他协商。聂绀弩立马找到孟斯根，顺手从书架上抽出本《红楼梦》，说是随手翻到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