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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赠之白话词”，是跟他开了个玩笑，觉得很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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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鸡，总是漂亮的鸟类：周扬与冯雪峰（1）

周扬和冯雪峰，前者是湖南益阳人，后者是浙江义乌人，前者生于1908年，后者生于1903年。他们都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1927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周扬在白色恐怖中失掉党关系时，是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和夏衍帮助他恢复的党籍。

1929年9月，冯雪峰受*中央宣传部干事兼文委书记的潘汉年的委托，让他代表地下党与鲁迅商谈成立“左联”事项，直接参与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工作，并于1931年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后担任*文委书记。

周扬在1928年在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后因参加进步学生活动，被日方驱逐回国。他回到上海时，“左联”已经成立。他先是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后经冯雪峰介绍，被吸收进“左联”，并于1932年9月，从姚蓬子手中接过“左联”的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周扬与冯雪峰的最初分歧就是从这个刊物开始的。

当时的《文学月报》上刊登了一篇署名“芸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冯雪峰读了这首长诗后，觉得这首诗完全违背了党的策略，思想倾向不好。他作为文委书记，不能不对党事业负责，于是找到刊物的负责人周扬，提出看法，建议在下一期公开纠正。可是周扬却与他的观点不一致，为此两人争吵起来。冯雪峰心里很窝火，当天就分别找到瞿秋白和鲁迅述说此事。他们都与冯雪峰的意见一致，冯雪峰想请鲁迅以“左联”负责人的身份发表一下意见。鲁迅认为还是由《文学月报》自己纠正为妥，但他表示，可以以个人名义谈点看法，于是就写成了杂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实际上这篇文章暴露出来的分歧　，只是个导火索。当时周扬虽然不如冯雪峰在党内的职务高，但他对冯雪峰把这首诗提高到“完全违背党的策略”的观点，不能认同，甚至认为这是冯雪峰故意刁难他。不过，在当时周扬对冯雪峰的观点有抵触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就需要从这首《汉奸的供状》产生的背景说起。

这首诗所指的“汉奸”就是胡秋原。它以辱骂与恐吓的语言，谩骂胡秋原等“第三种人”和“自由人”，是缘起于1930年代“左联”与“第三种人”和“自由人”的文学论争。当年，在国民党御用文人与“左联”的革命作家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激战中，胡秋原以“自由人”的面目，攻击革命文艺，称革命文艺是政治的留声机。在左翼作家集中火力批判胡秋原的观点时，苏汶（杜衡）则以“第三种人”姿态，发表表面上似乎不偏不倚，实际上是以“拉偏架”的方式，攻击左翼文坛。为此，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等革命作家，都对胡秋原、苏汶等人的观点进行口诛笔伐的批判。一时间闹得上海文坛上硝烟滚滚，杀气腾腾。可以说在这次反击战中，冯雪峰与周扬分别写了一些文章投入战斗，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可是，在冯雪峰阅读了张闻天署名“歌特”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之后，思想迅速转变，不再对胡秋原和苏汶等人，采取敌对的方式。张闻天的文章深刻地指出了当时上海文坛的左倾关门主义，批评了否认“第三种文学”的错误观点，指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冯雪峰根据张闻天的指示，调整了自己的思想认识，却没有及时地向周扬解释清楚，这样他们之间就因为这次争执而结怨。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锦鸡，总是漂亮的鸟类：周扬与冯雪峰（2）

周扬与冯雪峰分歧的第二个波澜，是在1936年冯雪峰接受党中央的派遣到上海传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1935年周扬、夏衍根据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指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1936年4月，出席了瓦窑堡会议的冯雪峰来到上海，向左翼文艺界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他到上海后，没有直接去找时任上海文委书记的周扬，而是在探望鲁迅时，鲁迅和胡风与他谈到对“国防文学”口号的看法。冯雪峰认为这个口号没有体现出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精神。他建议提出一个能够体现中央精神的，“有明白立场的左翼文学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新口号”。随后，鲁迅让胡风写篇文章提出这个口号。胡风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的短论，发表在《文学丛报》上。周扬等人认为这是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