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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是因为彼此的治学道路不同。胡适受到西洋文化的熏陶，信奉和宣扬的是实验主义。而章太炎是经学出身，专门研究“小学”，擅长考证经史，学识博大精深。他们的治学思想和方法都迥然不同，这就难免有些龃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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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长相亲不相鄙：章士钊与胡适

章士钊虽然留学过日本和英国，精通日、英文字和外国文化，可是他却主张尊孔读经，维护传统文化，对五四新文*动，对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却极尽攻击之能事。

本来章士钊与胡适是未曾谋面的朋友。1913年章士钊因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在东京创办了《甲寅》月刊。当时的胡适正在美国读书，他翻译了一篇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投给《甲寅》，很快就刊登了出来。为此他们有过几封书信往来。他们相隔数千里之遥，没有机会见面，但却建立了朋友关系。

胡适在1917年回国后，倒北大教书，开始倡导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而章士钊在1918年回国后在上海教书，尽管对胡适的主张不满，并没有发生论争，到也相安无事。他们间的对立情绪是发生在章士钊担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期间。章士钊到北平的第二年就着手恢复了《甲寅》杂志。他创办这个杂志是为了提倡尊孔读经，反对白话文。这是一本文言文的杂志，声明不发表白话文的作品。在复刊号上他发表了《评新文化运动》，文章公开点名批评胡适，特别痛恨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指出提倡白话文是“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甚至不顾自己的士大夫身份，以谩骂的口气攻击胡适。当时胡适正在杭州烟霞洞养病，一位友人将章士钊的文章拿给他看。胡适对章士钊的谩骂并没有回击。他说：“这种谩骂，是骂不倒我们继续做白话文的，更不能打倒白话文*动。”胡适对章士钊的宽容，是因为他对章士钊一向评价很高，他认为章士钊是1905—1915年这十年期间很有影响的政论家，文章的逻辑与文笔，以及为文时所表现的个性，都是令人称道的。或因如此，胡适是出于对年长于他10岁的章士钊的尊敬，并没有与老朽的复古派论争和绝交。

1925年2月的一天，胡适到撷英番菜馆去吃饭，恰好碰到章士钊也来吃饭。章士钊对胡适的大度很是欣赏，也自感到自己对胡适的奚落有点过火，饭后，他就提出到对过的一家照相馆照张合影。当时照相洗印很快，他们相约在照片上各题写一首诗，以作纪念。章士钊在照片背面题写了一首蹩脚的白话诗：

你姓胡，

我姓章；

你讲甚么新文学，

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来我不驳，

双双并坐，

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

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

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适读了章士钊的题诗，意识到这是章士钊向他示好的表现，随即就写了首旧体诗，委婉地回击了章士钊的谩骂，也暗示出合好携手并进的愿望：

“但开风气不为师”，

龚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

愿长相亲不相鄙。

在紧接着发生的女师大风潮中，他们的确表现得很“相亲”。1925年5月北京女师大在召开国耻纪念会上，校长杨荫榆被学生们嘘声赶走。为了报复学生们，杨荫榆开除了六位学生自治会职员，由此激起了学生们的义愤，掀起了“驱羊（杨）运动”。当时担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很支持杨荫榆*学生运动。8月初，章士钊则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停办女师大的方案，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8月1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开会，通过决议“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拒绝接受章士钊签署之*文件”。面对这个事件，胡适却联名几位教授发表《为北大脱离教部关系事致本校同事公函》，强调“学校为教学的机关”，“研究学术的机关”，应该“学术独立”，而“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处于窘境的章士钊对胡适的主张十分感激，在《甲寅》周刊上载文称赞胡适等人的举动是“表扬学术独立之威重，诚甚盛举”。不过，为时不久，章士钊又在《甲寅》上攻击白话文，胡适就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老章又反叛了！》的短文，披露章士钊题写在相片上的“白话歪词”，指责他是个“不甘心落魄”的“时代落伍者”。章士钊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说胡适公布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