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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五日

《真话集》后记

《随想录》第三集编成，收《随想》三十篇，我也给这一集起了一个名字：《真话》。

近两年来我写了几篇提倡讲真话的文章，也曾引起不同的议论。有人怀疑“讲真话”是不是可能。有人认为我所谓“真话”不一定就是真话。又有人说，跟着上级讲，跟着人家讲，就是讲真话。还有人虽不明说，却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发牢骚，不用理它们，让它们自生自灭吧。”

我钦佩最后那种说法。让一切胡言乱语自生自灭的确是聪明的办法。我家里有一块草地，上面常有落叶，有时刮起大风，广玉兰的大片落叶仿佛要“飞满天”。风一停，落叶一片也看不见，都给人扫到土沟里去了。以后我到草地上散步也就忘记了有过落叶的事。

我一向承认谦虚是美德。然而我决不愿意看见我的文章成为落叶给扫进土沟里去。但是文章的命运也不能由我自己来决定。读者有读者的看法。倘使读者讨厌它们，那么不等大风起来，它们早已给扔进垃圾箱去了。

我也曾一再声明：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真理”。我也不认为我讲话、写文章经常“正确”。刚好相反，七八十年中间我犯过多少错误，受到多少欺骗。别人欺骗过我，自己的感情也欺骗过我。不用说，我讲过假话。我做过不少美梦，也做过不少噩梦，我也有过不眠的长夜。在长长的人生道路上我留下了很多的脚印。

我的《文集》，我的《选集》，都是我的脚印。我无法揩掉这些过去的痕迹，别人也不能将它们一下子涂掉。

我的生命并未结束，我还要继续向前。现在我的脑子反而比以前清楚，对过去走过的路也看得比较明白。是真是假，是正是错，文章俱在，无法逃罪，只好让后世的读者口诛笔伐了。但只要一息尚存，我还有感受，还能思考，还有是非观念，就要讲话。为了证明人还活着，我也要讲话。讲什么？还是讲真话。

真话毕竟是存在的。讲真话也并不难。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子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

早在一八三七年丹麦作家汉斯·安徒生就提倡讲真话了。

巴金

病中集

干扰（1）

《随想录》第三集《真话集》已经编成，共收“随想”三十篇。我本来预定每年编印一集，字数不过八九万，似乎并不费力。可是一九八一年我只发表了十二则“随想”，到今年六月才完成第九十则，放下笔已经筋疲力尽了。可以说今年发表的那些“随想”都是在病中写成的，都是我一笔一画地慢慢写出来的。半年来我写字越来越困难，有人劝我索性搁笔休息，我又怕久不拿笔就再也不会写字，所以坚持着每天写两三百字，虽然十分吃力，但要是能把心里的火吐出来，哪怕只是一些火星，我也会感到一阵轻松，这就是所谓“一吐为快”吧。

然而事情并不像我所想的那样简单。意外的“干扰”来了。在我的右背上忽然发现了囊肿，而且因感染发炎化脓，拖了一个月，终于动了小手术。把脓挤干净，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可是晚上睡在床上，我不知道该怎样躺才好，向左面翻身不行，朝右边翻身也不好。我的床上还铺着软垫，在它上面要翻个身不碰到伤口，实在不容易（对老人来说）。我刚刚翻过身躺下，以为照这个姿势可以安静地睡一阵子，没有想到一分钟才过去，我就觉得仿佛躺在针毡上面，又得朝原来方向翻回去。这样翻来翻去，关灯开灯，我疲劳不堪，有时索性下床，站在床前，心里越来越烦躁，一直无法安静下来。我想用全力保持心境的平静，但没有办法。工作、计划、人民、国家都不能帮助我镇压心的烦躁和思想混乱。我这时才明白自己实在缺乏修养，而且自己平日追求的目标——言行一致现在也很难达到。在这短短的三四个钟头里，什么理想、什么志愿全消失了。我只有烦躁，只有恐惧。我忽然怀疑自己会不会发狂。我在挣扎，我不甘心跳进深渊去。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很痛苦，也很疲劳，终于闭上眼睛昏睡了。

一连三夜都是这样，睡前服了两片“安定”也不起作用。早晨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午睡时躺下几分钟就忍受不了，我只好起来在院子里散步消磨时间。我不愿意把这情况告诉我的妹妹和子女们，害怕他们替我担心。我一个人顺着自己的思路回忆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