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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程车在黑漆漆的胡同里绕着，在一个黑漆漆的胡同口被拦下下来；便衣警察

早等在巷口。

一脚高一脚低地踩着凹凸不平的路面，派出所在一个黑漆漆的院落里．看不清

面貌。刑警边走边讯问：

“您是台湾的作家？”

“是。”

“和侯建威什么关系？”

“表兄妹。”

“您为什么来北京？”

“处理版权问题。”

“那九千块钱是您的？”

我愣了一下，又明白过来；表哥大概认为由台胞身份的我来担负这九干块的私

下交易比较保险。

“我可以见见表哥吗？他已经在你们这儿好几个小时了。”

“不。请等一等。我们想先跟您谈一谈。那钱是您的吗？是您要侯建威去换的

吗？”

我沉吟不答。

我该怎么衡量这个情势呢？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笔钱属于我，所谓的“海外

学人”、“台胞”、“作家”，或者属于侯建威，一个不会说北京话的中国农民，

应该在法律上不构成任何差异。然而我知道：有人抢了“台胞”的钱，因为是“台

胞”的钱，所以判了死刑。一个台湾记者被抢了一百块钱之后，不敢报案，他说：

“报案？万一那个人被判了死刑怎么办？”

思绪百般回转，另一个便衣警察，长着张年轻的娃娃脸，走到我面前。我和他

握手。

“你的笔锋很利。”他开口说。

“什么？”我瞠目结舌没有想到在这种时地听到这样的客套虚话，真是不合时

宜。

“您表哥进来报案的时候，”娃娃脸警察说，“我正在读您的《野火集》。”

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表哥正襟危坐着，两手放在膝上，像个规矩的小学童。

原先接我的刑警继续向他问笔录。

“总共有四个人在车里，一个麻子，一个胖子，一个戴墨镜，腰上有对讲机，

还有一个呢？”

在另外一个角落里，读者面对作者，提出问题：

“龙女士，您的书我很喜欢，可心里又有很多问题。太多的自由不会造成动乱

吗？您觉得民主适合中国国情吗？”

我的耳朵游离地听着两个角落里的声音。

“你知道，要不是你表妹的关系，你这案子我们根本就不会管。北京像这样的

欺诈案每天都有好几件——”

“人民跟政府‘对立’，那政府怎么做事呢？”

“你说的车牌号码我们已经查过了，是假的，根本没那个号。那是个专门的、

职业的欺诈集团。总而言之，你太贪心了。”

“台湾的民主又到了什么阶段呢？国民党怎么会把权力让出去呢？”

“我们明天会带你到几个点绕绕，看看是否会碰到些线索，可我想希望很小

”

午夜十二点。在北京一个灯光黯淡的派出所里，我在一本删节过的盗版《野火

集》上签了名。那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一日晚上。

我无法忘记警察那对清纯的眼睛，同时充满了追求真相的渴望和对真相的疑惧。

一九九一年四月廿八日

路 口

这是个人口在三四万之间的小城，名叫衡东，在东西南北街交汇的十字路口。

我将单车停下来。

乍看之下，这是一个乱成一团的路口，四个方向都在铺路，每一条路都只有半

边可行，尚未铺的半边矮下去，铺好的半边高上来，水泥路面到了路口便像悬崖一

样陡然截断。土路上摆着农人的摊子，这儿一篓丝瓜，那儿一笼橘子。水泥路面上

铺着一层泥泞干草，保护新铺路面的潮湿，三三两两的驴子摇晃着尾巴，闲闲地扯

弄着干草，各种各色的车辆拥挤在铺好的和未铺好的路上钻来钻去，忽上忽下，时

左时右，争夺前行的每一寸空隙，拼装的载客车——载满了人，几个年轻人还悬吊

在车尾——驶到断崖路口，唉呀，这么小而秃的车轮，这么高耸的路面，我以为它

肯定要翻车了，可是不，它像个螃蟹一样攀爬下来，喷出一团黑烟，继续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