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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办学，包括勉仁文学院及中学，都是私立的，经费正十分困难，这些钱就算是德邻公对学校的资助吧。”梁漱溟恪守自己的诺言，“只言论，不行动”。从而恪守着不国不共不偏不倚的第三者态度。

1949年，就从蒋介石下野这一天起，到二月间，梁漱溟在《大公报》上接连发表文章《内战的责任在谁》、《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敬告中国国民党》、《敬告中国共产党》……

“内战的主要责任在国民党！”梁漱溟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

国民党政府求和，共产党提出若干条件，其中之一便是惩办挑起内战的战争罪犯。

“别的什么都还可以商谈，唯独这一条不能谈！”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道。

“这一条必须谈！战争打了几年，死了这多人，祸害了国家民族，究竟谁主张打？战犯是谁？为什么不受到惩办？内战是国民党方面挑起的，现在不能逃脱责任。为什么普通官兵和老百姓在内战中可以死，而在这场战争中主谋决策的人不能死？孙科凭什么说惩办战犯这一条不能谈？在我看来，恰恰相反，作为国民党要人之一，应该把战争的罪责首先放在自己头上，这才像一个孙中山先生的后人！我要是孙科，处于此时此地，就有决心以自杀谢罪天下人！我以为目下国民党自李宗仁代总统而下，统统应该辞职下野，承担发动内战的罪责，向国家、民族、百姓认罪，这才有可能重开和谈，结束战争，实现和平……”梁漱溟言论道。《大公报》竟也一诺千金，原文照登。

几乎与此同时，梁漱溟的同龄人宋庆龄同样发表声明《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同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今天，我们的国土已经没有外来敌人的威胁。但威胁却起自国内，起自内战……目前的危机不是哪一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胜利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民的问题。悬于天平之上的不是党权的问题，而是人权的问题……国共谈判是不能得到最后答案的，最后的答案必须由中国人民来决定……正确地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在今天正确地运用它……民族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中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这个国家里，有许多不同的政治见解。我们必须有一个人人都能向它提供意见的政府……”宋庆龄一如既往，把自己的重点放在民生上：“民生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不能再让人民忍受饥饿，而贪官污吏却在积累巨额的财富，忠实的公务人员则沮丧失望。”

住在上海林森中路1804号的宋庆龄，收到了许多希望她重访美国的邀请，宋庆龄的答复是：“当孩子有死亡危险的时候，母亲是不应该离开家的。”

胜利后几年来，毛泽东在延安发言，坐飞机到重庆发言，这一年，他用他的百万雄师发言，用他那脍炙人口的诗词发言：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宜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893年出生的几个同龄人，辛亥年，第一次惊人一致地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振臂一呼，献身革命。抗战年，第二次惊人一致地站在同一条战线，振臂一呼，献身救国。胜利后这三年来，他们中的三人，热而诚、慨而慷地振臂一呼，虽不再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但同样惊人一致地为了中国、为了民生。可是这一次，他们当中有一人，卢作孚，一言不发。胜利后，他说过要建设中国现代化，他说过要把中国把世界建设成花园一样。可是，对中国向何处去，具体到何党领导，谁来执政，卢作孚从未说出一句，也未见亲友一句回忆，更未见忠于史实的史家对此有一字记载。对此，卢作孚还是一贯的个性，先做，后说。或者索性不说。但胜利后的他，对这一问，肯定想过。1946年，范旭东留下一句遗言，“中国的事难做”。与范旭东同样的实业界巨子、同样一生讲究做实事的卢作孚，肯定想过。今后，要在什么样前途与现状的中国，自己想做的事才好做，才能做？卢作孚不会只想，只是不说。虽然不说，但一定殚精竭虑，深思熟虑，不然，就无从解释三年后又一场深谋远虑调度得力的大撤退。

归来

花生当然都进了孙女的嘴。孙女说：“爷爷不吃？”爷爷说：“爷爷要吃就吃一个壳中有五颗的！”孙女傻乎乎地满袋子翻找，咿咿呀呀嚷嚷着：“爷爷要吃五颗的花生！”爷爷暗自得意，窃笑。爷爷当然无从知道，多年后，孙女真找到了“一个壳中有五颗”的花生，把这花生供在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