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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还不如到外面流浪的好，可以自由自在想做什么做什么。

“我知道你一定会生气的，你已经给了我很多机会，可每次我都失去了。从广州回来后，我没脸见你，不想让你知道我是个没有用的人！记者大哥，从今往后你不用管我了。我想了，我这辈子命里注定就是这样了。”

我良久无语。我问小曹：“你不是说过，以后你还要开着奔驰车在大街上跑吗？”

小曹叹了一口气，说：“我以前觉得自己很有用，只要有机会可以赚很多钱。这次之后，我是彻底知道了，我干什么都不行！”

2001年那个夏天的下午，面对小曹，我又一次有了无能为力的感觉。他再次让我强烈意识到，对一个已经习惯了流浪的人来说，流浪或者说自由，已成为他生命中的第一天性，这种泛自由意识深入他的骨髓，并形成与融入社会所必须具备的规矩、规则意识格格不入的强大抗体。他们偶或有加入社会、成为一个正常人的愿望，但真正让他参与到社会中来，这种习惯自由的天性会与外界强加于身的社会属性激烈交锋，单靠他自己凭意志力来左右这场“战争”，往往会是前者胜出，后者败北。

“其实，当一个流浪汉也挺好的！”小曹居然蓦地蹦出这么一句，“你不要小看那些赖子，很多人都发了财，赚的钱不比上班的人少！”

小曹这么说让我意外。我问：“哪些赖子都发了财？”

“那些讨钱的赖子，有的一个月能讨几千块钱！别看他们在城市里给人磕头，给人作揖，很惨的样子，回到家乡可风光了，有的盖了楼房，有的做生意当了老板。我认识一个河南的老乡，比我大，30多岁，把别人的孩子抱着在武汉广场前面要钱，一个月可以搞四五千块钱，天天喝酒吃肉，跟我们炫耀呢！”

“还有一个老头，也是我们河南老乡，有60岁吧。”小曹打开了话匣，越说越起劲，“他会拉二胡，每天到做生意的地方去卖唱要钱，一个月也搞两三千块钱！他晚上住旅社，天天在馆子里吃。我让他收我做徒弟，他嫌我腿坏，不要我。我要是能跟他学拉二胡就好了，也可以要很多的钱！”

“其实你们很多正常人都羡慕我们这些流浪的，说我们自由自在的，不用操心上班的事，每天都很快乐。”

“那你觉得快乐吗？”我问。

“如果晚上有地方睡，没有收容所的抓我，没有其他的赖子欺负我，我觉得也挺好，至少比在广州上班强，让人管着，多不自在呀！当然有的乞丐是真可怜，像我这样身子残的，还有一些老的，儿女们不管的，他们是没办法才要饭！”

小曹顿了顿又说：“你知不知道，有些残疾乞丐是假的，他们是有老板的，被人逼着讨钱的！那些老板最黑心，靠残疾人养他们，有的还发了大财！”

小曹一席话惊得我哑口无言，他的讲述似乎为我打开了一幅奇诞光怪、色彩迷离的乞丐群像画卷。记者的敏感让我觉得小曹周围的那个乞丐群体大有文章可做，不光是他们形形色色的生活状态，还包括他们似真却幻、难以捉摸的心理世界。

一年以后的今天，当我一身丐相和小曹一起真正走进他的那个七彩迷离的“丐帮”社会，探寻他们生存的真实“秘密”的时候，回想起来，正是那个燥热的夏天的下午，小曹的一番倾吐拨动了我久存心中的那根“流浪情弦”，并最终把它释放为这本书里所记叙的一切作为。

从记者到“乞丐”

小曹最终还是小曹。1998年，我在武昌洪山公园第一次认识他时，他是一个蹦跳着去捡路边矿泉水瓶，并幸福地把残水喝干的小乞丐。时过4年，小曹依然在我面前上演着同样的动作，展示着同样的笑容。惟一改变的是他的年龄，他从15岁长到了19岁。还有伴随年龄而变化的身体特征：鼻梁开始隆起，脸上的轮廓开始分明，并长出喉结，那种时而清亮、纤细的童声渐渐褪去。4年来，我和我的同事所做的一些努力除了让小曹长了一些人生见识，对其命运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

隔三差五，我会在或忙或闲的时候接到小曹打来的电话。电话里，小曹讲的最多的还是他周围的那些乞丐朋友。“我又碰到了那个拉二胡的老乡，他不知从哪里找了个瞎女人，每天和他一起卖唱，逢人就说是他老婆，其实根本就不是的”“我又认识了一个卖花的女孩，才13岁，她可好了，说要不是我腿有毛病，说不定这辈子会嫁给我！我到她住的地方去过，那里有好多女孩子，都是卖花的，还有一个男的，是他们的头，很凶的，把我撵出来了”“一个在地上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