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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这个大题目，当作自己终生的必修课。他把党性修养看成是党员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过程。他说：共产党员“要把思想改造看成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他还说：“改造没个完，一直到死，那时也不能说改造够了，只是比现在好一点。”他与邓颖超同志经常相互勉励，要注意搞好思想改造，不然便有落伍的危险。身居高位的周恩来特别重视带头进行党性修养。他说，自我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决定于自觉性，而领导干部首先要带头改造．因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他说：“我的确常说我也要改造这句话，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周恩来一生勤于学习、善于学习，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注意向其他领导同志、向部下、向党外朋友乃至向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习，以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一般认为，理想人格的形成，一方面受到社会的、历史的、家庭的文化影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有赖于自身的智慧力量、道德力量和意志力量。周恩来人格的形成，主要也是由这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周恩来完善自己人格的另一个途径是坚持不懈地解剖自己，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周恩来是人，不是神。他一生中有过失误，也犯过错误。但他襟怀坦白、严于律已，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从不隐瞒，从不文过饰非、诿过于人。他经常严肃地、公开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求得党和群众的监督。他说，一个领导者“应该永远赤裸裸地站在群众面前。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同志偶像般地来看领导，要具体地、全面地看，他是不是一个好的领导，即使够，也还要看有什么缺点，帮助他改正。”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他从不隐瞒，而是严于责己。1954年9月16日，他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写道：“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约好于今（17日）早送你，但看后，觉得草稿第三部分可用的材料甚少，也不好删改，我很不安。原想由我先将各方面初稿汇集改好后再送你修改，不料忙了两周，竟不能终篇，而且延误了时间，给你造成极大困难，这是我工作方法上的错误，严格说，也是思想上的错误。现在时间有限……能重写就重写，不要受原草稿的任何拘束，也许要便利些。”有些问题，不是周恩来的直接责任，但只要是国务院、党中央决定的事，他都主动承担责任。1956年，周恩来提出反“冒进”，这本来是正确的，但却受到错误的批评。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国务院各部委及各省、市、自治区上下交困、互相埋怨。周恩来为了安定团结，主动承担责任，到处检讨。有人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到你身上。”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也曾说过不少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但人民能原谅他．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一代伟人周恩来人虽去，但光彩不减。有人遗憾周恩来没有留下遗体，没有留下骨灰，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凝聚着传统理想人格精华和共产党人气节品格的“周恩来人格”，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丰富极其珍贵的遗产。

第六章 人格魅力形态的多样性与层次感

第六章 人格魅力形态的多样性与层次感

人格形态丰富多彩，没有固定的模式。我们可以认识和接触到很多具有人格魅力的人，但他们各有各的魅力，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哪怕他们有再多的相似之处。同时，不同人所具有相近的人格魅力，也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感，给人以完全不同的感受。

第一节 人格魅力形态多样性的必然性

人格魅力形态的多样性，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决定的：

一是影响人格魅力形成相关因素的多样性。上一章谈到，人格魅力的形成与社会意识、家庭教育、社会关系、学校教育、生活经历、个人修养密不可分，是人格魅力形成不可或缺的相关因素。这些因素决定性地影响了一个人人格魅力的形成。这些相关因素的多样性也同样决定性地影响了人格魅力的多样性。

从社会意识的影响看，在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社会意识都是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不仅存在于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很多方面，即使在每一种社会意识体系内部也有不同的流派之分，在相同的流派中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见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以致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群体之间，他们的社会意识也是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异，有着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