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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败局肯定是“房产新政”所始料未及的。杭州的一家知名媒体就此打出颇有些无奈的黑体标题：“房产新政‘八大条’撼杭州楼市———难难难！”

有温州炒房者“兴风作浪”的不止杭州一地，遭受巨大压力的也不止杭州政府。几乎与此同时，在楼市热土长三角地区，类似的“房产新政”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接连出台：

———2004年3月24日，南京市房产管理局召开加强商品房市场管理工作会议，宣布从4月1日起正式实施《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实施细则》。主要杀手锏有：一、购房实名制。认购商品房时购房者或其代理人必须持有效身份证明。二、期房限转。已办理了预售登记的商品房在未交付使用及领取房屋所有权证之前不得转让。三、　公示商品房房源信息，等等。此举被认为是国内明确通过行政手段防止房地产市场炒作尤其是期房炒作行为最完善的一部实施细则。如果将“杭州新政”称作“限炒令”的话，“南京新政”则升级为“禁炒令”。

———2004年3月30日，上海市开始实施《商品房销售合同网上备案和登记办法》。4月26日，上海“期房限转”政策正式启动。根据该政策的规定，当年6月1日起，期房“限转”进一步收紧为期房“禁转”。

由温州购房团光顾最为频繁的长三角城市率先发端的“房产新政”显露出几方面的共同特征：都以房产交易环节为施政重点；都将切实遏制房地产炒作行为，缓解住宅供不应求、房价持续上涨现状作为公开阐明的诉求目的；在政策出台前后都有意无意地进行了反复传播以推波助澜。据此，大批媒体在报道中纷纷把“房产新政”明确解读为政府运用“行政及市场经济的有力手段”，围堵、封杀以温州投机资本为代表的炒房力量。而相关政府部门对这类解读往往给予了默认或间接的认同。

对炒房痛下杀手的“迟到雷声”已隆隆作响，但恰如我们此前所叙述的杭州发生的事实，各地“房产新政”留下的也就只是隆隆的雷声：通过亲朋好友，你会很容易搞到不止一份的“个人有效身份证明”；在房产中介的“大力配合”下，只要手里捏着房子的炒家与买方同时签订订金合同及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等炒家拿到房屋产权证（俗称小产证）后再办理二手房交易手续，“期房限转”就被架空……

然而，不管怎么说，雷声毕竟响起来了。重要的是，所有人包括颇有怨气的人都清楚地听到了隆隆的雷声。

至于这“雷声”的价值，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一篇言论作了这样的点评———

杭州的“二手房交易税”已经在实践中濒临破产，它就像根傻乎乎的木桩，站在资本涌向楼市的路上，只需一绕，即不复存在。南京、上海所谓“禁炒令”的命运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老实说，我很怀疑在市场巨手的阴影下，一纸禁令究竟能有多大的魔力。给炒房冠以“恶意”是可笑的，谁见过“善意”的炒房？资本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追逐利润是其本性，就像人要喝水，再自然不过。

其实，我倒更看中“禁炒令”背后的象征意义。这个令、那个令的背后是政府的一种姿态，政府觉得总得做点什么———房价高涨，温州炒房团成了一个“有罪”的符号被推到了前台，都是温州人的错。说穿了，房价高涨的既得利益联盟中，所谓“温州炒房团”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所谓的“限炒”、“禁炒”仅是扬汤止沸罢了。至于釜底要抽的那根最关键的“薪”之一，是政府手中的地。

麻烦的是，政府似乎另有自己的想法。

城市经营谜思

就世界范围而言，城市经营———或称经营城市———早已有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罗马、威尼斯等地就开始了其城市经营的百年历程。城市经营理念也有漫长的历史积淀，美国的“市长经理制”和“城市增长管理（Growth　Management）”、欧洲推行的“企业家城市管理（Entrepreneurial　Local　Management）”等都属不同程度地延续这一理念的实践。

在中国，城市经营成为地方政府的时尚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什么是城市经营？学者将之概括为：城市政府运用市场手段对城市的各类资源、资产进行资本化运作与管理，以市场机制来调控城市发展目标与有限资源之间矛盾的一种经济活动。还有一位曾任东北某市市长的著名官员干脆将城市经营解释为把城市作为重要的国有资产来经营并增值。

从传统的城市建设到城市管理，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