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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代到70年代这一段时间内，弹性的所得税收入也通过补助金和财政分享等间接方式，由联邦收入转入州和地方政府，且规模不断上升。联邦政府从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就已经开始因为各种目的（主要是农业研究和教育）而向州政府提供补助。早在1914年授权支持农业扩张的《史密斯利弗法》（Smith　Lever　Act）就已经引入了现代补助金制度（这一制度还涉及协调各州的资金需要，在各州之间分配财政收入，监督各州的开支计划）。新政期间，当联邦政府提供的资金逐渐达到州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13％之后，这种制度就开始采取现代的比例分配形式。这种补助在20世纪40年代大大下降，在50年代又适当有所增长，随着财政收入分享制度占据了支配性地位，60年代和70年代的补助金迅速增加。到1974年，州和地方政府超过20％的财政收入来自联邦政府的补助。

联邦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出发点是认识到对州和地方政府服务的需求在不断增长，同时也是一种对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救济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的增加甚至比联邦税收收入的增加还要快。州和地方税收在GNP中的比重几乎翻了一番，到1972年达到了GNP的10％。战后阶段，州政府的所得税收入虽然增加了不少，但是州政府的销售税和地方政府的财产税在州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还是处于支配地位。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州和地方政府成为攻击政府扩张的主要目标。攻击政府的运动是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上的：政府成本不断上升，对政府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有效性的广泛怀疑，对公共服务的质量的不满，以及对立法机关的不信任。但这一运动首先在对财产税的攻击中赢得广泛的支持。这种攻击采取的形式是纳税人的反叛，1978年在加利福尼亚州表现得最为激烈。在一次公民投票中，加利福尼亚的选民批准了《13号提案》（Proposition　13），修改了这个州的宪法，将财产税税率限制在财产市场价值的1％以下，而且要求立法机关批准新税种的时候要有2/3多数通过才行。在《13号提案》得以批准的刺激下，与加利福尼亚州类似的各种联盟——由那些试图削减财产税的小私房主和商业财产所有人、抨击福利计划的保守派、追求提高税收体制的累进幅度的自由派以及那些只是简单地对现代生活不满的人组成的联盟——在其他许多州也开始出现了。他们制定的措施不像《13号提案》那样激进，但所有这些联盟都吸收了《13号提案》的精神，并且都希望保持州一级的公民投票和挑战法庭的权利。

大萧条时代的危机（9）

对政府开支和征税的反对迅速扩展到了联邦一级政府。税收改革的动力因此而产生了，而且得到了各种集团的支持。保守派关心的是通货膨胀推动的高税率，自由派的税收专家则揭露了税收规则中由隐藏的特权——“税收优惠”——导致的不公平。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对导致经济低效和扭曲的税收体制提出了批评。

在大选中，杰米·卡特把美国的税收体制称为一种“耻辱”。他许诺要建立累进幅度更大的税收体制，并且要避免采用“渐进的变革方法”。但是在他执政的头两年，卡特发现自己其实正在推行渐进的变革，而且削减低收入家庭税收负担的努力也遭受了挫折。国会坚持反对可能刺激消费和通货膨胀、鼓励集中化的减税计划，而代之以刺激提高生产力的投资，从而避免通货膨胀的方法。国会取得了胜利，卡特总统不情愿地签署了1978年的《税收法》，这一法案只是提供了微不足道的一点税收救济，而且将税收救济简化为慷慨地削减资本收益税和商业税。

里根的“革命”：1981—1992年

增加财政收入的时代在20世纪80年代就迅速地结束了。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某些迹象就已表明其即将消亡。最重要的是联邦储备体系开始治理通货膨胀，将利率提高到通货膨胀率之上。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支持提高国防开支在GNP中所占的比重，从而停止了越南战争后因国防开支减少而增加的公共事业经费。但最重要的变化还是里根的“革命”——1980年里根当选后执行的新的优先项目——的结果。其内容就是减税、大幅提高国防开支、削减国内项目以及预算平衡。

里根政府的减税计划是通过1981年的《经济复兴税法》（ERTA）来执行的。共和党控制着参议院，保守派控制着白宫，加上普遍的观点也强调供给方的税收削减，这些都使得里根的计划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