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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联系，也无须赞同美国向土著居民土地殖民的持续扩张有着特殊意义并且是整个国家发展的问题所在，甚至与土著居民的存在和他们经常的抵抗所造成的问题毫无关系，以及1861年以前广大的、制度上未成形的地区合并到这个国家的问题，而这个国家围绕奴隶的未来早已分裂成不同的派系而自我削弱了。所有这些问题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并伴随着大量的流血事件，但这不应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应关注一些更为世俗的问题，比如定居者的家庭和社区对土地逐步的侵占。甚至和这个大陆草木丛生、被森林所覆盖、水源充足的东边一半相比，特别是无树的、半干旱的平原，使欧洲裔美国人第一次理解“美国大沙漠”并逐渐学会了如何在此发展畜牧业和农业。对于特别关心维持稳定和基督教社会秩序的东部人来说，西部一直是“野蛮的地区”，它似乎以各种方式吸引着大量为社会所排斥和遗弃的流浪者，即使对那些最值得尊敬的迁移者而言，个人约束也被放松了。描写18世纪晚期从海边到不超过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边疆地区时，杰迪代亚·莫尔斯形容拓荒者是“在这个州的开垦地上比他的声望和财富都活得长的人”，并且他们住在很靠近印第安人的地方，“很快就带有很强烈的类似印第安人的习性”。根据莫尔斯的描述，边疆人穿得破破烂烂，居住在荒野的小屋中，干起活来不要命，但是，干活的时候很少，他们让牛自己觅食，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打猎、钓鱼和喝酒上，并且当其他人开始迁移进来时就向新的边疆转移，因此表现出保持在社会之外的强烈偏好。这很快就成为一个十分标准的形象，并跟着拓荒者走向更远的边疆。

东部害怕西部殖民者会回归到原始主义，因为这足能刺激布道活动、圣经和温和社会的形成，以及重申移居者是为了正派的基督教秩序，这种惧怕带有自私自利的倾向。但是感觉上它们是合理的，快速的向西扩张削弱了正式和非正式两方面的社会控制，并给向往和平而敬畏上帝的拓荒者提出问题，即如何在荒野中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个问题在邻里和亲属从不十分远的旧地区一起迁移并殖民的地方最容易解决，而在一群逐利的（或者是潜逃的）年轻人集合起来去一个遥远的地方设置陷阱捕猎、寻找金矿或围赶牛群时最为尖锐。在南北战争之前和之后的许多年，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是这种年轻人集中的特殊地点，一个简单的人口统计学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采矿者营地、牧场和赶牛小路，以及在产金地区和赶牛小路尽头出现的男性占优势的城市和城镇中，“野蛮的西部”达到它的最高点。可以肯定，淘金者和其他勘矿者很快就对界桩申明和纠纷处理等问题建立起规则，得克萨斯牛仔挑选自由放牧的牛群时相互承认对方的烙印。但是犯罪和暴力是这些社会的地方风俗，用来惩罚偷移界桩者、偷牛贼和其他罪犯的法律外方式经常比犯罪本身更为暴力。义务警察委员会执法在这些盛产金子和遍布牛群的城镇中也很普遍。这是因为采矿营地和养牛牧场在最早的时期暴力肆虐，而一些有大量投资的居民需要社会秩序，从而采用的简单而合法的司法制度。在19世纪50年代的不同时期，趋于繁荣的新城市旧金山实际上是由城市中一些最富有的商人组织的义务警察委员会统治着。甚至在加利福尼亚地方长官宣布城市处于暴动状态后，这些委员会仍在逮捕、审讯、绞死和驱除罪犯。

跨越河流推进到平原的农民并不必然创造一个更宁静和联系更紧密的社会。在南北战争前，奴隶制条款破坏着许多南部平原的稳定，而且在密西西比河两岸的西部战场，战争本身不仅有政府军队也有游击队的战斗。农民和牧场主围绕先前没有围上栅栏和没有耕种的土地的权利屡次发生冲突，这一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斗争直到铁路代替赶牛小路、运牛列车执行了牛仔的工作以后才以照顾农民利益的方式得以解决。在这一切发生以后，在铁路系统横穿了西部所有地区以后，并且在铁丝网栅栏、风力深井水泵和各种新式农业机械和技术使得在大平原上耕种变得容易以后，农民才能最终驯服“野蛮的西部”。但是这种驯服农业的形式是全新的，体现为单一耕作和必要的大规模的个人农场。1880年北部平原有　3　000家富饶的小麦农场，这种农场有3万～4万英亩土地（平均7　000英亩），其组织结构更像一个工厂，有几十甚至几百名听从职业化的监工或管理人员指挥的男性农场劳工。家庭农场也要比它们以前在东部的大，而这意味着邻居要么很少要么距离很远。零星散布的铁路和河流城市之外很难组成社区并且很难维持。空旷和孤独，而不是社区，是哈姆林·加兰（Ham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