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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目前

的关注点：就地球村的整体文化而言，“白种文化”的绝对强势所造成的世界同质

化倾向，对“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无疑是一种危机，一种威胁；有些基本信念，比

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捆绑；“弱势文化”中的作

家或许应该结合力量，发出声音；谈四海一家，必须先站在平等的立足点上。

假如把《人在欧洲》的多数篇什概略地分类，不外乎有这么几种。一，谈社会，

如《清道夫的秩序》　、　《番薯》、《斜坡》、《思想栏杆》等。二，谈人生，如

《给我一个中国娃娃》、《烧死一只大螃蟹》、《阿敏》等。三，谈文学，如《诗

人拎起皮箱》、《视大奖·必藐之》等。换一个角度，从关怀面的宽泛和集中，还

可以划分：谈国际问题，如《德国，在历史的网中》、《丑陋的美国人》、《慈善

的武器工厂》等；谈台湾问题，如《台湾素描》、《台北游记》等。实际上，二者

融为一体，她议国际问题，总是把台湾作为参照对象，议台湾问题，无不置之于国

际环境的大背景之中。一以贯之的，是力倡开阔的、平衡的、健康的世界观：在彼

此息息相关的世界里，把人的价值摆在首位，从心灵的层面上真正地尊重人、关爱

人。

在龙应台写《野火集》的时候，她那位外籍的先生曾调侃她：“你的职业不是

教授、作家，而是中国。”对本土问题狂热的关切，到了《人在欧洲》，转换成了

对于民族主义与世界公民关系的探寻和反思。某些偏失和缺欠（视野、胸襟等），

也获得匡正和弥补。

当然，她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对台湾的关切，但立足点更高了，视野更宽了；

台湾已经从贫穷进入富裕，但要从依赖变得成熟，它需要用自己的清明两眼逼视现

实世界，自己的角度，自己的光线，自己的眼睛。“你如果不可能好好做一个‘人’，

也不可能做个有意义的中国人。在开发与未开发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分野，就是世界

观的宽还是窄，大还是小。”

“从《野火》到《人在欧洲》，我好像翻过了一座山，站在另一个山头上，远

看来时路，台湾隐隐在路的起点。”龙应台的这段心路，虽然打上了个人切身经历

的印记，但它对于华人作家扮演的历史角色的省思和启迪是相当典型的。“这一个”

龙应台。

龙应台遭受的诸多诟责，“别有用心”和“哗众取宠”是其中主要的两项。

对于“别有用心”的罪名，龙应台坦然应承。她直言不讳：“不错，我是‘别

有用心’，像个病理学家一样的别有用心”，“病理学家把带菌的切片在显微镜下

分析、研究，然后告诉你这半个肺如何如何的腐烂。”

这类责难是那样的气势汹汹，连篇累牍，龙应台不得已也针锋相对地坚决回应。

她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举办的一场公开演讲中，剖明了自己所从事的社会批

评的特点和价值：“至于社会批评，我们的社会常常只说好不说坏，只褒而不贬，

这种态度从好的方面说是‘隐恶扬善’，但真实说来是‘粉饰太平’而已，更不客

气地说则是‘自欺欺人’”。“一个有自尊的民族就应该人人有批评的勇气，才能

使社会进步。而且社会批评无所谓专家，无论市井小民或贩夫走卒只要肯于主动地

对一件事物以理性的态度去表达、去批评，都是社会批评家。”“如果社会大众，

都有自决自立的能力，去做客观的批评，社会自然能够日新永进了。”龙应台的结

论是“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批评！”

承续中国知识分子“感时忧民”的传统，龙应台把一己投入社会变革的大潮中

去。她极坦率地自白：“我之所以越过我森森的学院门墙，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这

些‘琐事’，是因为对我而言，台湾的环境——自然环境、生活环境、道德环境—

—已经恶劣到了一个生死的关头。我，没有办法去继续做一个冷眼旁观的高级知识

分子。”这不由使我们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