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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斯和阿格丽平娜（小）的儿子尼禄的名字，大概已成了一个普通名词。皇帝以空前未有的残暴著称。甚至塞涅卡这位哲学家和高明的演员亲自教育尼禄，也始终未能使皇帝养成高尚的品德。这位统治者为了实行改革，使国家富强，不惜杀害自己的隔山兄弟和母亲，逼迫塞涅卡自尽。尼禄的统治终于同死刑——残暴的顶点不能分开了。罗马大火招来的是无辜的人们被处决。皇帝揭露了皮宗的阴谋，然后就开始杜撰一个个的假阴谋，以便消灭那些最孚众望的元老和危险的竞争对手。告密受到鼓励尼禄在喜欢把暴行当作统治手段的同时，也热爱诗歌及其他艺术。

不，我不打算做任何直接的历史类比，更不用说不无争议的类比。我只想再一次提醒大家，凡是不受监督的个人专权，都孕育着滥用职权直至制造暴行的危险。在任何时代和历史时期都是这样。这个道理并不仅仅对公元５４—６８年尼禄统治时期才正确。

任何正义的目的和意愿，都不能为不道德的手段辩护。这种手段不仅按性质来说是道义上的祸害，而且就后果来说也是一种社会祸害。要知道，“我们的理想，”列宁坚信这一点，“不容许对人施行暴力。”⑨而在令人痛心的、作为悲剧写入我国历史的１９３７年，斯大林正是广泛地诉诸暴力。这是悲剧的震中，这主要还不是由于迫害的面很大（显然，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受害的人更多），而首先是由于政治上的厚颜无耻登峰造极。而伟大的人民又未能及时识破它。

是谁使“人民公敌”这个可怕的名词流传开来的？它是怎么来的？当然，问题不在于概念，而在于企图找到斯大林用来广泛采用社会暴力的某种历史的、政治的、逻辑的根据。我已经在本书的开头提到过，斯大林第一次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是在图鲁汉斯克。当时给他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罗伯斯庇尔和库通的坚定性：他们在紧要关头设法通过了简化对“革命敌人”的审判程序法。斯大林很欣赏罗伯斯庇尔的公式：“谁穿着金丝边裤子，谁就是所有长裤汉的敌人。”谁不同革命站在一起，谁就是革命的敌人，斯大林就是这样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阅读罗伯斯庇尔的书的。当时他就注意到罗伯斯庇尔１７９４年６月１０日在国民公会的演说中他认为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每当自由看来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候，祖国的敌人都在制订更加狂妄的阴谋。”

斯大林从历史上寻找的不仅是类比，而且是将来为自己辩解的论据。他很喜欢罗伯斯庇尔１７９４年２月５日在国民公会中发表的意见：管理人民的公敌要用恐怖正是由于罗伯斯庇尔的坚持，作为对杀害马拉、夏利埃、勒佩莱斯蒂埃·德·圣法尔若和其他雅各宾党人的回答，国民公会颁布法令：“恐怖提上日程。”国民公会在热月政变发生一个半月前建立的革命法庭对１５６３人作出判决，其中只有２７８人宣判无罪，其余的全被判处死刑！罗伯斯庇尔甚至把丹东、德莫林、菲利波等等这样的活动家也送上了断头台

但是斯大林不愿意看到，罗伯斯庇尔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也曾珍惜过被他送去处决的人的生命。苏联的独裁者总是对暗杀行为怕得要死。所以许多不幸者的罪名都是臭名昭著的第５８条第８款——“对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进行恐怖活动”。翻阅一下刑事案件的卷宗就会发现（如果相信当时的诉讼程序的话），成千上万的苏联公民仅仅是想过如何除掉“领袖”和他周围所有的人！斯大林不愿重犯法国大革命的错误。他的恐怖将是无情的！

虽然“人民公敌”这个名词从前就广为流传，但斯大林在１９３４年之后给它充实了“具体内容”。早在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９日党中央给各共和国和各州党组织的《秘密信》中（斯大林直接“插手”了这封信的起草工作）就已经强调指出，人民公敌通常表现得“温顺而和蔼”，他们千方百计“偷偷爬进社会主义”，这是一些不接受社会主义的人，他们的处境越困难，他们就越将采用极端手段”紒紛矠

１９５１—１９５３年当过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阿·阿·叶皮谢夫向我讲道，贝利亚喜欢在会上强调一种他认为发明权属于斯大林的思想：“人民公敌不仅指进行暗害活动的人，而且指怀疑党的路线正确的人。而这种人在我们中间还很多，我们应当把他们消灭掉”不愿多谈自己的叶皮谢夫让我分享了他少有的坦露心迹的时光。

“我好不容易才脱离了贝利亚的贼窝。我曾多次请求放我回去做党的工作，贝利亚恶狠狠地说：

“‘不想同我一起工作吗？那就随你的便吧’

“几天以后，我被派到敖德萨，”对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