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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载《外交事务》1937年4月，纽约）末尾警告说会有一个最后的爆发，人们会诉诸理智：“……最后，这就是中国，被一个她内心根本看不起的民族欺负了许多年，被弄得痛苦不堪，在对国际外交的幻想破灭之后变得冷酷起来，最后，终于获得归根结蒂要靠自己的教训。站在民族的前列，终于调节到现代民族主义的调子之下，被侵略者的仇恨纠缠不休，然而最终被一种强烈的感情统一起来的，是一位意志坚走、诡计多端的现代政治家兼军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以往长期受中国政府的压制，当它最终爆发时——如果日本人继续施加压力，它是会爆发的——那时全世界都将为之一震。这种爆发会产生比上海战争更为壮观的结果。唯一的选择是立即实行一条古老的哲学原理：‘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笔者以较大的篇幅，努力勾勒出了中国抗战的基础，以及战前那些年代各种力量是如何聚集到一起的图画，目的是要表明，并使西方读者能够懂得震惊世界的中国抗战之坚实的结构与内部的组织。我想要说明的是：首先，中国的抵抗力量是建立在1932～1937年之间而不是之后，中国在这么多年期间，从日本人对我们人民所作的“精神大动员”中获益非浅。如果日本没有利用伪满洲国表演了它的一贯伎俩，展示了它的真正企图，如果中国决定在1931年就与日交战，中国抗臼的基础就不会那么普遍和深入人心；其次，我想说明，战争是由于各种巨大历史力量发生了冲突而引起的，战前的年代也正好是中华民族的内部建设搞得最好、国家最有希望的时期。这种建设成了与日本向这个刚刚开始发育成长的现代统一国家发起进攻的计划争时间抢速度的竞赛。第三，我希望说明抵抗的愿望来自人民，这种志愿迫使政府提前表态，提前行动，使它的拖延政策遭到失败；第四，我想说明现代中国没有民族败落的必要条件，与宋明两朝的末期不同。我指的是中国领导人之间微妙的倾轧与私下争吵的情绪。这首先得归诸蒋介石的领导，以及他那使其他党派能够对他诚实的、尽管是现实的、冷酷的爱国主义确信无疑的能力；其次，这一切还必须归功于具有真诚的爱国主义和宽宏大量态度的广西将军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共产党的领袖朱德、毛泽东等人。难道我还需要强调以下这个事实吗：朱和毛在西安掌握了一个与之打了8年仗并悬巨赏捉拿他们的人的性命，而他们还是宽宏大量，不记前嫌地将他释放，因为他们相信，中国需要这个人来参加全民抗战。领导人之间为了一个共同的民族解放战争而携手合作这一点，我认为是中国人精神复兴的一个最好的标志。相比于历史上宋明两朝未年中国君臣之间的微妙敌对而言，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当我看到中国因此团结起来的时候，我认为我的祖国已经度过了她在现代历史上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

蒋介石其人其谋

研究一下蒋介石的心理当是十分有趣，然而这里讨论的只限于他在现今这场战争中的领导心理。他用武力和高明的策略战胜了他的老对手，统一了中国，这并非易事。他比吴佩孚和袁世凯要摩登得多，这两人没有能够在共和的旗帜下完成军事统一中国的大业，但他却做到了。他在1927年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向武汉政府挑战，并且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从而改变了国民党历史的整个进程。战争爆发前的11年间，他使南京政府变成了中国稳定的国民政府，成为中国内部进行重新建设的基础和中心。他大大小小打了约12次内战，有时甚至是和强大的联军作战，但他最后总是靠枪杆取得了胜利。他用智谋战胜了他的政治对手和军事敌手，使他们总是感到自己一错再错。他曾经收买或者出卖过不少将军，并且善于临时利用某些政治集团以达急功近利之效。他不得不与这样一群鱼龙混杂的政治家们打交道，进行最激烈的内部的明争暗斗，他不得不忍受某些邪恶势力的存在，直到有朝一日把它们铲除干净。他必须建设一个能在一起工作的新政权，尽管这个过渡时代所提供给他的仅仅是一些不完美的官员。他与每一个朋友交战，又与每个敌人重修旧好。他让军事上的敌手，被自己打败的唐生智将军，在自己的秘书处里任职。唐生智后来虽曾反叛，最终却又重新投奔到他的麾下。他在1932年上海抗战之后的一年半里，使中国人眼中的所有的十九路军英雄们名誉扫地，他收买了与他交战的军阀手下的将军们（无法收买的共产党军官们除外），他切断真正强大的对手们在各地的联系，从而瓦解了他们的军队。他任性、老练、精明、富有远见、执著、顽固、冷漠、残酷、工于心计、狡诈、野心勃勃，并且爱国。他成熟、视野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