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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左轮手枪对准他，然而枪打偏了。一个月后，那个唐副部长在回自己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里时，在家门口的石阶上被开枪打死。后来，又发生了杨永泰被谋杀的事件。这是北京当局一个精明能干的政客，好不容易才爬进国民党政府里的。

1936年发生了一系列暴乱事件，不断促使政府考虑与日立即开战，停止蒋决心进行到底的剿共战争。这些暴乱主要是8月份广西的叛乱和12月份西安事变，然而，这些反叛的动机无论多么复杂，却都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只有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人们才能感受到这些事件的全部含义。共产党，还有张学良将军，他们做事不计个人恩怨，而是从爱国主义出发，他们的诚意，早已得到证实，共产党救了蒋的性命并力主将他释放，这一点，使蒋本人也对共产党的诚意确信无疑。那些在广西反叛时怀疑李宗仁与白崇禧将军要求与日开战的诚意的人，也在战争爆发后被迫改变了看法。李、白两人发誓要与蒋团结一致，全力支持蒋抵抗侵略者，他们实际也是这么做的。不管那些反叛将军的行为动机是出于个人的还是国家的利益，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也不管与日本立即交战是否可行，这些都无关紧要。事实仍然是，全民族已经开始认识到进一步妥协退让的危险性。他们看到日本的野心永无满足之日，他们要征服中国的念头，也永无刹车之时，而再出让中国人的一寸土地也实在不能为一个自尊的民族所容忍。整个民族已经到了决心不惜打一场大仗以抗击日寇的紧要关头。空气中弥漫着战争的气息，蒋介石闻到了，他知道了。

因而，这些反叛是不可避免的，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助于澄清当前的形势。这个问题原本是由遍及全国的学生游行提出来却又未能解决的，但是现在又由这些军事家有力地摆在了政府面前。尽管国民党政府仍在采取着一个比较温和的对日政策，但它的实际力量在每次反叛之后都有所增加，这也是它受到人民拥护的明证。蒋介石以其坚定和异常精明的手腕处理了这些反叛。他变得渐渐成熟起来，较能克制自己。在处理广西反叛时、他俨然变成一个政治家了。面对自己的反对者，他胜利了，然而这种胜利却远远超越了党派或个人的范围，因为在胜利的同时，他接受了对手的观点：完全有必要制止进一步的入侵，要和日军面对面作战，尽管作为一个军事家，他在心灵深处并不希望迫使自己占劣势的军队去同占优势的臼军相撞，现在仍然能够避免一场大战。这一点，从蒋介石在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之后的整整一个月期间的犹豫和彷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再者，他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他预言日本的下一步入侵一定是在绥远，当冲突真的到来时，南京在历史上第一次动员它的军事武装力量去对抗日本的侵略。日本军队被赶出绥远，中国人民振奋起来了。我仍然相信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安抚中国人民，他相信绥远之争不会引发一场大战。但至少在表面上，他这样做是完全顺从了人民的意愿。而只有服从人民的愿望，他才能当统帅。他是一个伟人，天堂里没有抽象的原则要他去机械地遵守，他也不能被说成是看错了时机。他新近采取的抵抗政策在西安事变中得到了回报；国民仍然向他表示敬仰。

如果正如我说的那样，这些反叛澄清并加强了国民的对日态度，使他们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如果反叛起到了这些应该起到的作用，那么西安的反叛就可以说成是真正为一个统一的立场和统一的战线铺平了道路。这在这场战争的历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也是情节起伏跌宕、颇富戏剧性的事件。承认上述各点之后，我们就必须给予那位湮没无闻的张学良将军以充分的赞扬，因为他导致了这次事件的发生，在整个处理过程中，都完全出于爱国的而非个人的动机。在强迫蒋介石签署统一战线的协定，停止围剿多少年来一直渴求建立统一战线、渴求获得与日本文战的机会的共产党（这些无效的围剿于国家无补）这个问题上，张学良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呢？答案很清楚。统一战线是中国形势的逻辑发展，然而，没有西安事变，它就不可能产生，中国也就不会作好抗战的准备。蒋介石在西安被释放标志着国共两党重建友谊关系，共产党许诺停止执行它的其他主张，条件只有一个，即南京答应抵抗日本，并且永远不再将中国的一寸土地让给日本。

西安事变被证明是中国所有党派和团体团结起来，跟在蒋介石后面，一致抗日的信号。于是，这样一个循环完成了：它起始于1935年夏天日本谴责蒋介石，以1936年12月中国各党派团体联合起来，以他为民族领袖而告终。

我在1937年春天的文章（《中国准备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