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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不合理的城乡劳动力交流。在某些地方，知识青年和当地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突出，农民的负担愈来愈沉重。许多下乡青年谋生有困难，这就加重了他们单位和家庭经济与精神上的负担。”＇　《辽宁日报》1978年10月27日，刊于FBIS，1978年10月31日。＇

辽宁广播电台在一篇报导中反驳1976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登载的一封由19名知青模范签署的联名信：

“四人帮及其党羽歪曲毛主席有关知识青年跟工农相结合的指示。他们把青年下乡绝对化，荒谬地强调只有城镇青年下乡插队才可以被看作是干革命。”＇　辽宁电台广播，1978年11月19日，刊于FBIS，1978年11月27日。＇

很长时间没有发表有关下乡运动总体性的文章以后，《中国青年报》终于刊登了一篇有关该题材的文章，内容也包含对运动的这类批判＇　《中国青年报》1978年11月23日第一版。＇。该报“评论员”对运动的历史作了一番梳理，将1950年代以来开展运动的必要性仅仅归结为城镇就业形势所迫。根据他的分析，文化革命前的下乡运动并“没有产生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如何对后期作出评价，就比较困难了。一方面，必须承认知青作出的牺牲与贡献的正面价值，“他们分担了林彪、“四人帮”给我们国家造成的很大一部分困难”。另一方面，不得隐瞒由运动引起的“严重问题”：“大多数知青”无法生活自给，在婚姻、住房、医疗以及学习上遇到的种种困难，这种情况使那些年轻人变得消极，甚至失望，也导致群众极度不满。此外，少数干部腐败堕落，利用运动“大发知青财”，侵吞知青安置费，仗着手中有权可以决定调动就强制要求红包及其它好处，助长了“走后门”的恶劣习气，败坏了社会风气，腐蚀了一部分青年。“总之，林彪、“四人帮”对经济、教育、作风等方面的破坏及其恶果，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得到了集中的反映。”为了提出另一项下乡政策，“评论员”竭力数说强迫全体知青下乡插队一辈子是违反马克思主义，也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对一个青年来说，重要的是为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工作，就是说献身于四个现代化。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知青无论调到工厂、学校还是部队，他也不是四人帮说的“半截子革命”。甚至都没有必要让城镇青年都到农村去作短期锻炼＇　“评论员”作出这样的肯定，是引用了毛本人在1957年的一篇讲话中的一句：“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340。＇。既然“与工农相结合”不是绝对需要下乡，那么為縮小“三大差別”，四人帮所搞的城乡劳动力大调换也未必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不可或缺。马克思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法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把农民招进城当工人，再加上把大批城市青年送到乡下去，事实证明那不是个解决办法，因为“他们干扰下的上山下乡搞了那么多年，三大差别不是一点也没有缩小吗？”。

有了这样的对四人帮式的下乡运动的批判，就可以提出新的政策：教育及经济制度施行改革以后，“上山下乡的人数就必将愈来愈少，以至最后不搞现在这样的上山下乡”。不过，作者强调：“这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很快就做到”。一部分知青还应该继续下乡，但是他们的条件会有所改善。同时也会更加扩大升学和留城就业的可能性。

这篇文章是11月23日正好在已经开了3周多的全国会议期间发表的，中央电台在当天就对外广播了其中几段很长的段落＇　见北京电台广播，1978年11月23日，刊于FBIS；1978年11月28日。＇，即刻在知青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们觉得是报章第一次说出他们的“心里话”，在上海一些回城要求分配工作的知青还张贴大字报表达同样的意见＇　顾洪章等，《始末》，页163。＇。同样的，云南一个农场的上海知青致电上海市委，要求火速派调查组去处理问题，为他们“平反昭雪”。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林彪、“四人帮”把他们骗了，给“弄”到云南，到了农场几年以来，“四人帮”的“地方代理人”又欺负他们并进行政治的迫害＇　同上，页164。＇。

那篇文章反复强调知青遭受的苦难，又把上山下乡运动和“四人帮”的阴谋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是在多处地方开始蔓延的知青造反之火上加油。其实，对中央级领导与知青办公室的负责人来说，这篇文章像是晴天霹雳，始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