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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对国民党中贪污无能之辈素表厌恶。虽不赞成共产主义,而对*非绝无好感。”胡秋原这里说“与国民党素无渊源”,并不符合事实。他于1939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由叶楚伧介绍重入国民党,于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后因反对外蒙古独立,被“免本兼各职”。他于1946年回黄陂恢复前川中学担任校长时,参加制宪国民大会,1948年当选为首届“立法委员”。胡秋原之所以抹杀他与国民党的“渊源”关系,系因他“自由人”身份尴尬处境造成的。但即使这样,从胡秋原这封信仍可看出,新政权固然是胡氏出走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立法委员”身份,因而他只好一个多月离开。到1950年4月末海南岛解放时,胡秋原觉得“在香港亦不可能安全”,便于同年5月初只身来到台湾。但号称“自由中国”的台湾也绝非自由之地。胡秋原这位“自由人”,到了台湾后却遭到另一种形式的对他亲共历史的拷问和清算。
胡秋原(6)
痛斥文化汉奸在台借尸还魂
胡秋原继大陆时期参加过文艺自由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可否发展资本主义论战外,又于1954年卷入台湾文化界关于能否实行简体字的论争。罗家伦首先发表《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胡秋原很快写了《论政府不可颁行简体字》。胡秋原在简体字标准化问题讨论之前,是赞成简体字的。但一旦罗家伦提出要推行简体字时,胡秋原又改变看法。他认为使用简体字在现实生活中会发生很大问题,如“行政机构必要的简体字,到了商业机构可能发生混淆”。他这一看法微观上有道理,但在宏观上不符合文字由繁到简的发展规律,因而他的好友任卓宣(叶青)专门写了《论立法院不可通过文字制定程序化》批评他这一杞人忧天的看法。在这场论战中,胡秋原成了守旧派的代表。
胡秋原一生的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史学方面。他于1957年以“立法委员”身份兼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从立场上来说,他是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这充分体现在“文化汉奸得奖案”中。
所谓“文化汉奸”,系指在抗战期间撰写《日本文化与*文化》宣扬对日投降论调,拿到征文“第二区”头等奖,获日本特务机关两万元奖金的梁容若。又是这个梁容若,到台湾后摇身一变为文学史专家,在1967年11月11日以《文学十家传》获台湾“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五万元奖金。胡秋原认为,这位拿过敌人奖金的文化汉奸,没有资格获用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中山学术文化奖”。他在1963年创办并兼任主编的《中华杂志》第5卷第11期,发表了张义军的《中国文化与汉奸》一文,揭露当年这位“状元公”梁容若以谈文化为名向敌人献媚的丑恶嘴脸,并指出梁氏得奖的书是抄袭之作。胡秋原先生不仅刊登他人文章*文化汉奸,而且亲自动手写了《论杜甫与韩愈》的长文,指出《文学十家传》有许多常识性的错误。胡秋原说:“梁容若过去是用梁盛志的名字参加日寇的征文,因而瞒过了某些文学史奖评审者。后来我主办的杂志揭露了真相,有关方面自应认真检讨。如中山奖金会承认事属疏忽,也就算了。可那得奖者还‘大言炎炎’,说他的《日本文化与*文化》是‘高瞻远瞩’,其同党还要打人骂人乃至要封我办的杂志。梁容若本人还写信恐吓我,以不谈‘闽事’相要挟,还要我代为忠告批评过梁容若的徐复观‘自己站起来’。这种无礼和谩诈的态度,我不计较。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日本文化与*文化》一文,我读后感到字字奸意,而他至今还无改奸意,为自己的可耻行径辩护,这就严重了。”鉴于胡秋原的态度强硬,梁容若在《台湾日报》发表了《给胡秋原先生的信》。胡秋原寸步不让,写了《附答梁容若先生》作出反驳。徐复观为了声援,亦在《中华杂志》上写《致胡秋原先生书并代答梁某的公开信》。先后参加这场论争的还有台湾著名作家和学者赵滋蕃、高阳、刘心皇、何南史等人。《征信新闻报》、《阳明》杂志、《警察之友》以及《中华杂志》还发表了社论批判梁容若。事后,现代文学史家刘心皇编了一厚册《文化汉奸得奖案》,由阳明杂志社出版。
胡秋原(7)
此外,胡秋原还对曾任汪伪宣传部副部长的胡兰成在台湾新出版的《华学、科学与哲学》一书提出批判。在1975年9月的《中华杂志》发表《汉奸胡兰成速回日本去》的文章中,胡秋原严词批驳胡兰成歪曲历史事实、继续美化日本并为自己当年投敌行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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