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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本人文学作品的研究，郑学稼是通过一个人去折射当时的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因而到了1943年元月，郑学稼又由胜利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本文学著作《由文学革命到革文学的命》。此书按历史的顺序叙述文学革命后左翼文坛的发展概况。书名所说的“文学革命”，始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书中的史料不大可靠，如说鲁迅的父亲“在考场中舞弊，被关在杭州监狱里”，其实是其祖父而非父亲。书中还说他亲耳听苏门答腊北部棉兰的一位华侨告之：杀害郁达夫的凶手不是日本皇军，而是出卖他的另一文学家王任叔（巴人）。这显然经不起查证。日本铃木正夫曾访问过许多日本驻苏门答腊旧宪兵，结论是：“杀害事件是由几位来自武吉丁宜宪兵队的宪兵们所策划。有一个宪兵私下秘密决定，瞒过上司，叫几个部下把郁达夫处决……至于杀害郁达夫的动机，正如中国人士所说，是要消灭有资格在审讯战犯时的证人。”（王润华编：《郁达夫卷》，台湾远景出版公司，1984）。另有日本的小田岳夫所著《郁达夫传》，也可作旁证。

郑学稼和叶青、胡秋原虽然被左翼人士视为一类人，其实这三人的地位及思想、治学方法并不完全相同。以郑学稼而论，他没有叶青、胡秋原那样显赫的政治地位，不在政坛而在学校教书。他赴台后，以揭发台湾大学农场的舞弊案得罪*要人陈诚，只好离开台湾到印尼避祸。后来回台湾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半隐居生活，并以分析*形势得到蒋氏父子的赏识。但研究政治的人本不可能脱离社会和当前政治思想斗争，因而郑学稼在做学问的同时，还不由自主地卷入了60年代初发生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事情是由李敖在1962年元旦出版的《文星》杂志第51期上发表的《播种者胡适》引发的。这场有关评价胡适的论战，叶青和郑学稼均成了李敖的主要对手。当时在台大念书的李敖，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劲头在1962年2月1日出版的《文星》第52期上，以《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正式向胡秋原的“超越论”（即“超越传统、超越西化、超越俄化而前进”）开炮攻击，郑学稼和叶青连忙抱成一团为胡秋原助战。郑学稼先后发表了《五四运动与虚无主义》、《论全盘西化和批发西化》、《论巴扎洛夫》等文章，指责李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数典忘祖，并和胡秋原一起猜测李敖的幕后人物是殷海光，认为殷海光的学术背景十分可疑，由此引起李敖更强烈的反击。陈鹏仁在1963年1月25日出版的《政治评论》上发表《为胡秋原、郑学稼先生说两句话》，就《文星》杂志对郑学稼的攻击作出辩解。《文星》在众多台湾杂志中是以“不按牌理出牌”闻名的，它为50年代封闭的台湾社会打开了一面窗户，让欧风美雨吹进来。郑学稼看不惯该刊的自由主义色彩，尤其不能容忍李敖对他政治上的揭老底，故他站在卫道士的立场上反对李敖以西化和新知识来震撼中国传统思想、生活和文学艺术，这在客观上为台湾当局保守的政治策略和社会上弥漫的复古气氛护航，同时阻碍了文学文艺走向现代化。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郑学稼（3）

郑学稼的一生以“舍本逐末”而寻找到另一条治学之路。他的本行《养鸡学》还有《养猪学》已成了狗不理的学问，早已失传，可他研究日本史、苏联史、第三国际史及为文化名人作传自成一家。虽然现在还没有人给他写评传，但他对自己的成长史也有交代。1965年8月，他由征信新闻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学徒生活》，详细记述了他在1925年至1965年从读大学到工作的经历，后面还列出他从1931年至1982年的著作年表。他还有一本《我的学徒生活续集》，涵盖他从1965年至1985年间的生活历程。这是研究郑学稼乃至中国文化思想斗争史的重要资料。此外，他还十分关注大陆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理论与政策的重大转变。

自从与陈独秀交往起，郑学稼对苏联问题的兴趣就一直有增无减。除了在军情单位教联*史及社会主义运动史外，还研究苏*内斗争，探讨苏联文艺界的派系之争。1963年8月，郑学稼出版了《十年来苏俄文艺论争》（新亚社代售）。此书论述斯大林去世后1953年至1962年苏联文艺界的派别消长情况，即斯大林遗留下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与批判僵化思想、要求创作自由的“修正主义派”展开斗争的来龙去脉。作者认为，赫鲁晓夫虽然支持过修正主义思潮，但他反教条主义不彻底，在本质上仍未摆脱斯大林文艺政策执行者的形象。所不同的是斯大林的做法简单粗暴，而赫鲁晓夫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