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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夫君夏承楹（何凡）1948年11月来台，并不像许多人一样是随“国军”或工作单位去的，而是自己决定要来。何况到台湾对“番薯人”林海音来说，就是回苗栗县老家，故不能将其归类为“外省作家”。

从北京城南走来而在台北发亮发光的林海音，又有别于分离主义者。她支持乡土文学，却不赞成狭隘的乡土观念，公然表态坚持她的“大中国沙文主义”，为做一个“在台湾的中国作家”自豪。她年轻时出于某种特殊原因还把自己的台湾籍贯改为父亲的出生地广东，后又改为母亲的出生地福建，可见她也不属于有特殊含义的“台湾作家”。

和在省籍问题上难将林海音准确定位一样，林海音的文人身份也不好用作家或编辑家乃至出版家的名称将其一锤定音。身份的复杂与角色的多元，给林海音在各种论述和定位中带来一种模棱两可的意味。林海音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及其多样化的文学实践，对台湾相异的政治立场及意识形态取向而言，均很难用简单的二分法将其收编。如果硬要给她划分派别，还不如称这位“台湾姑娘，北京规矩”1　的作家为“自由派”更为恰当。她从1957年11月起兼任编辑的《文星》杂志，就是一个恢复胡适的自由主义形象，以推动“自由主义在中国发展”2的刊物。

当然，林海音不属于胡适式的政治自由主义者，而是一位文学自由主义者。她强调的是文艺的超党派、超政治的纯文学价值，不把自由主义当作改造社会的杠杆，而只作为繁荣文艺的一种手段。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作为唯一台籍的大报主编的她，选稿时并不注重作者的籍贯，而着重文本的艺术价值。这种价值取向使她不会像《中央日报》那样清一色选“外省作家”的稿件，而是十分重视本地作家的来稿，使《联合报》副刊一度成为显示本地作家创作成果的大展台。据有关文章回忆，在“本省作家尚不多”的战后初期，各大报接纳台籍作家最多的为林海音所主持的。在林氏主持《联合报》副刊期间，在该报先后出现过的“跨越语言”的第一代作家就有施翠峰、廖清秀、钟肇政（笔名钟正）、文心等人。后来，陈火泉、郑清文、林钟隆、郑焕、庄妻、钟理和以及笔名“奔炀”的张良泽等人也纷纷在该报亮相。3这些作者在当时还不能熟练地运用中文写作，其文字多半从日文转化过来。对这些稚嫩但生活气息甚为浓厚的作品，林海音被其深深打动，总是帮其润色达到文字流畅的地步加以发表。此外，当今文坛重镇黄春明、林怀民、七等生等人，也受过林海音这位“文坛保姆”的哺育。至于林海音与素昧平生、一直到后来也从未谋面的投稿者钟理和的关系，更是成了文坛佳话。钟理和一生的作品，百分之九十都在《联合报》副刊发表。他后来知名度大幅度提高，以至其作品成了乡土文学经典，正与林海音慧眼识新人分不开。正如有人所说：如果没有林海音的扶助，像钟理和这样的优秀人才，也许就从此湮没无闻。

林海音（2）

“匪谍事件”的直接受害者

每位编辑都有自己不同的选稿标准。作为“自由派”——声言“不向首长（社内外）投降、不向发行投降、不向大牌作家投降”4的林海音，她编发稿件的出发点不是文学与政治的同构关系，而是作家与自由的亲和关系。在高唱“*抗俄”主旋律的五六十年代，这种自由主义思想是对抗当局政治干预文艺的一种武器。林海音选稿正如钟肇政在接受夏祖丽采访时所说的，林氏“很明显的是个自由派”。她看稿时太投入，太着重文本，故不会事先预设政治框框。她“不管*不*，或白色恐怖”5，只要是有艺术魅力的好稿，就会尽量争取使其与读者见面。

当然，鉴于环境的险恶和新闻工作者的自律原则，林海音不会把有明显的反蒋拥共倾向的作品刊出。她本人从不热衷政治，认为自己很纯洁、很纯正，用不着别人向自己灌输*意识，或喋喋不休听上司传达文艺政策的最新精神，因而她主编的《联合报》副刊，缺乏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副刊的那种政治敏锐性，有时甚至错把文字优美但“暗藏杀机”的作品登了出来。如1963年4月23日，经林海音之手在《联合报》副刊左下角刊出风迟所写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愚昧的船长，

因为他的无知以致于迷航海上，

船只飘流到一个孤独的小岛；

岁月悠悠一去就是十年时光。

他在岛上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富孀，

由于她的狐媚和谎言致使他迷惘，

她说要使他的船更新，人更壮，然